朝鲜燕行使的蒙古族友人博明

博明是清代蒙古族学人中代表人物之一,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近年来虽有研究者对其展开研究,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有限,相关研究进展迟滞。本文利用韩国文献和文物遗存中发现的新材料,从博明与朝鲜来华燕行使臣交往的角度,呈现出博明与朝鲜使臣间长期频繁深入交往的事实,同时通过综合运用中、韩两方面资料,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订和补遗。博明与朝鲜使臣交往的个案,提示我们不能忽视朝鲜燕行使与中国非汉族群体交往的历史现象,也让我们对清代中朝两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理解有了新的切入点。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

朝鲜通信使在纪行文集《海行总载》中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衣冠服饰礼俗,他们认为:日本社会根据身份不同而有大体的衣冠等级规范,但同时又普遍穿着斑斓彩衣、不戴冠巾、无靴鞋履舄、跣足而行,且衣制"不秘"、俗尚染齿,全社会无丧服法度,这些都完全不合儒家"别上下、防男女、去夷狄"的衣冠伦理;更甚者,行外交接聘之时,日本也体现不出衣冠威仪及君臣之别。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义的角度批判了日本的衣冠礼俗,并据此认为日本人是"诡怪"、"巧伪"、"蛮夷"之民。这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自我价值体认、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以及因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产生的对日本根性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     

“夷教”不宗:清代朝鲜人对清国喇嘛教的排斥——基于燕行使为中心的考察

自明以来,朝鲜赴华使节就密切关注中国境内日渐兴盛的喇嘛教,并在诸多使录中加以评价。入清后,清廷大兴黄教做法进一步刺激了来华燕行使,他们欲借对喇嘛教的批判去发泄对清廷迫其臣服的不满。为此,朝鲜来华燕行使不仅详细考察了沿途喇嘛教寺庙,交游喇嘛僧,而且对该教做出评价,主旨不外斥其胡夷野蛮与不法。尤其是乾嘉两朝欲将黄教输入朝鲜的做法,更遭到朝鲜方的坚决抵制。清代以燕行使为代表的朝鲜人对喇嘛教的排斥,不仅与清国风靡该教形成了对比,更与同时期朝鲜人不惜违背中朝双方禁令成功输入天主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间固然体现出朝鲜人对喇嘛教夷教不宗的排斥心理,更彰显出宋明以来朝鲜人思想层面上自我中心的逐渐生成,以及近世史内朝鲜由传统王国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变过程中宗教信仰方面的自我选择。     

浅析朝鲜与日本学习中国之策略

朝日地缘相近,同受中国大陆古代文明影响。朝鲜自然条件较日本优越,且先接受中国文化。朝鲜受中国影响程度远大于日本。在上述优势条件下,朝鲜逐渐衰落并沦为邻邦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成功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笔者基于经济、政治、文化视角下两国不同历史命运走向的原因,得出学习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结论,并据此结论对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学习西方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日本帝国主义与朝鲜铁路

侵略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而夺占铁路敷设权则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夺取了整个朝鲜半岛的铁路敷设权,使朝鲜沦为自己的殖民地。     

朝鲜义勇队与中国抗日战争

朝鲜义勇队是活跃在中国战场上朝鲜众多抗日力量中最突出的一支 ,它不仅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 ,而且是中国战场上的国际纵队。在 1937年到 194 5年间 ,它从成立到合并到分化 ,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对朝鲜,日本古代货币制度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古代中国货币一时成为东方的国际通货。中国与朝日两国为邻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肯定曾给朝鲜和日本以重大的影响。本文试根据各国的商业活动及货币发展事实 ,分别加以阐述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探析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日朝现代化比较(1840-1910)

本文以东亚三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为切入点,探究中日朝三国现代化运动产生的契机和条件,三国现代化的推动与领导集团的形成、演变以及三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进而发掘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资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之鉴.     

社会问题或民族问题：民国时期北京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状况与制度特征

北京曾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又是中国现代医药卫生事业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采取文献回顾方式,全面描述民国时期北京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状况,从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和现代医药卫生制度发展角度探讨诸多基础议题,总结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期为当前医药卫生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其影响

战后韩日关系是美苏冷战的直接产物,韩日双方因在历史认识、战后补偿、领海、领土主权等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对立,致使建交历经李承晚、朴正熙两届政府7次谈判才得以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不仅对后来两国经济、政治、军事关系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