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丝》的生产机制看20世纪20年代现代传媒语境的嬗变

《语丝》周刊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方面得益于语丝同人和广大读者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和《语丝》周刊的生产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把握《语丝》周刊的生产与传播机制,不妨从它的编辑策略、出版发行以及与作者群、读者群的关系三方面进行考察：编辑策略上注重刊物栏目的设计引导功能和以读者为中心的传播功能;出版发行上在维护自由和独立品格的同时,也考虑到刊物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办刊资金上表现为集股制,发行上走精英刊物的路线。《语丝》周刊前后两期读者群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语丝》周刊不愧是适应现代传媒语境嬗变的范型。     

论周作人《语丝》时期的编辑理念及其实践——兼及《现代评论》的比较

周作人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生＂来重建＂国民精神＂;参与编辑文学刊物,针对中国国情积极倡导现代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多元性。主编《语丝》周刊倡导以启蒙为主题并体现文学＂自由＂竞争的编辑理念,刊物栏目的设计与重视读者传播效果的编辑实践彰显了刊物品格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与同时期《现代评论》相比较,更强调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入和主体人格魅力的建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相得益彰的编辑实践进一步彰显了周作人编辑风格的独特意义。     

《文艺报》与“十七年”读者批评空间建构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参与了读者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的考察。为我们呈现了《文艺报》建构专业文艺工作者批评言说空间的历史角色；对几个典型问题的梳理，映射出《文艺报》建构读者批评规范与制造文化认同的权威文艺批评媒介价值观。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

《生活》周刊系1925年10月10日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刊载职业教育信息等内容为主。1926年邹韬奋接办之后，刊物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和探讨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杂志。“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办刊宗旨发生很大变化，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著名的新闻时政刊物。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做一考察分析。     

《妇女杂志》(1916)视阈下的欧美镜像

《妇女杂志》被称为“近代妇女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从创刊之初,《妇女杂志》便试图建立言说西方世界的链条。1916年,商务印书馆启用胡彬夏为主编,借助其留学西方的亲身经历述说欧美平凡女性的真实生活,并将言说主体向“妇女与家庭”偏移。从中我们可以寻迹《妇女杂志》（1916）所建构的欧美镜像及其建构过程。     

“语丝文体”:对艺术真谛的领悟

“语丝文体”是指语丝派作家主要以《语丝》为阵地发表的议论性散文,即杂文。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于北京,《〈语丝〉发刊词》明确宣布本刊要以刊登“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语丝》虽然也兼采过散文、美术、论文等其他样式的作品,但杂文却的确始终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在《语丝》先后刊出的260期(至1930年3月终刊)中,累计发表杂文约800篇,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六七十,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语丝文体”。     

《语丝》女作家的“美文”艺术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人在北京、上海两地接续编办文学周刊《语丝》。在周氏兄弟的带领下,“语丝社”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语丝社”和“语丝文体”因此得名。冯沅君、苏雪林、陆晶清、石评梅、陈学昭等女作家在《语丝》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具有“语丝文体”的审美意蕴,但在文体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拟以苏雪林、陈学昭的创作为例,分析探索《语丝》中女性散文的风格,从古典诗蕴的意境美、多彩色调的绘画美、匀称整饬的句式美三个方面加以总结,以期丰富“语丝文体”的艺术特色和性别意蕴。     

论《宠儿》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运用感性、物性的身体为叙事手段和叙事对象,使蓄奴制时代美国非裔尤其是非裔女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体验得以由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体的剥夺与压迫,同时展现了后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身体为武器和战场展开的抗拒与颠覆;《宠儿》文本也得以借助身体叙事建构黑人女性写作的主体,消解西方理性传统和男性中心文化。     

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新青年》由 “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的“金字招牌”,与读者密不可分。《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营造,使其影响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场域扩展至全国,促进了《新青年》的大众化,引起了地方的再阐释与回响。通过《新青年》同人与读者之间构建的社会交往网络,《新青年》在读者的阅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五四青年”。《新青年》与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大众”,构成时代的表征。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阐释,把解构主义理论创建性地引入美国学界。在批评实践中,她不但精到地汲取《论文字学》中的解构主义精髓,并且进一步发扬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其贡献在于,借力后殖民批评的多元话语态势,立身于现实文化视阈,存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关注属下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事实上突破了德里达“文本外别无他物”的文字窠臼,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策略,将德里达的文字文本自身也进行了解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在裂变与沉淀中行进——2009年余华研究综述

当代众多作家中,余华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也是在创作上极富才情的一个,其作品亦备受评论家关注。2009年余华研究论文篇数近百,比历年都多,无论是对叙事、语言还是作品意蕴都有深入解读。文本研究方面,《兄弟》依然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颇有意味的是,前两年达炽热状态的《兄弟》研读今年在国内渐趋冷却,只剩喧哗后的余响,而在国外却方兴未艾。另外,很多评论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及＂转型＂,从不同角度挖掘其风格成型原因及＂转型＂程度深浅。本文以此为据点,对2009年的余华研究作出综述性解读,力图为众多余华关注者和评论家客观地展示出该年的余华研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