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逃离：“苦难”与“人性”的双重变奏张存学小说论

在当代的文学批评中,西部文学、尤其是甘肃文学常常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其中有一两位作家被偶然提及,也总有一点跑跑龙套的感觉.许多人似乎只是以惯例来推论,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上会长出什么样的参天大树呢?但事实上,文学史的常识理应是:经济的落后并不代表文化的贫瘠,古代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下所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甘肃与中国现代的思想论争无关,与新的潮流总是存在的难以超越的隔膜,在一意求"新"的20世纪叙述话语里,甘肃文学总是难有其存身之所.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甘肃文学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其对苦难的书写,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了甘肃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在他追赶时代的脚步中,沉潜下来许多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中国当代创作界也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在我看来,张存学就是值得去重视者之一.     

“文化工业”下的当下文学论争剖析

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不自觉的分歧、错位与湮没——“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分析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争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中,＂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倡的原因、概念的界定以及文学特征的概括。学术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现象,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的分歧。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精神救赎:“底层文学”的主题开掘向度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以一种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带来了文学主题的新突破,找回文学关注现实、推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性价值。然而,"底层文学"对社会底层的观照,大多只是停留在对底层苦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道德性同情之上,很少涉及对底层社会精神世界的展示和批判。即使有些作家开始涉及这一主题,但是,他们的作品多是对底层人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没有真正书写当下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理想精神价值。抒写底层社会美好的精神理想,更深层面的实现文学的精神救赎价值,应该成为底层文学最重要的关注点,实现精神救赎价值仍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主题开掘向度。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提高整体素质 稳定教师队伍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在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通过各种具体的措施,提高教师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相对稳定的优秀教师队伍.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群体分化与文学变异

群体身份是影响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群体分化 ,其中既有文化间的鲜明对立 ,也有现实中的利益悬殊。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强烈的群体变异特征 ,它既体现在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评判上 ,也体现在艺术审美风格方面。     

群体认同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效能的中介作用

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探讨这类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对于有效预防此类事件可以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12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低认同、高认同)×2(低效能、高效能)的组间设计,在实验室模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探讨群体认同、集群效能与集群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群体认同的水平越高,集群效能水平越高;集群效能的水平越高,个体参与集群的行为越多;集群效能在群体认同与集群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清末立宪团体与革命团体之比较

从政党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对清末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就社会基础而论,两类政治团体联合起了除农民之外的中国社会所有反封建力量,因而具有一致性;就政治纲领而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在“兴民权”这一关键点上具有近似性;就组织结构而论,双方在民主程度和领导体制上存在差别;就活动方式而论,双方存在重大差别。一致性和近似性决定了两类团体都以现代政党为发展目标;差异性决定了两类政治团体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党模式。     

英语教学中小组与对子活动的作用与意义

论述了小组和对子活动在英语课堂基础训练中的作用和组织小组与对子活动的理论依据——认知发展理论 ,阐释了小组和对子活动的特点与作用 ,并提出了几种训练方法     

产业集群战略与区域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理念,实践中产业集群现象也在我国一些地区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目前我国产业集群仍然走的是以低成本为主的低端道路,今后不仅加强特色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任务仍然繁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发展全局,把产业集群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建立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体系也更为紧迫。     

“民族”与“族群”之辨

围绕着＂民族＂与＂族群＂问题,学界争议相当激烈,而要使争鸣富有意义,学术价值得以彰显,其关键是将＂民族＂、＂族群＂放在同一学术语境下来加以理解和研讨,进而找准其本源,辩明其概念,弄清其适用范围,理顺其相互关系。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可有效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宏观管理不便和微观管理缺失等问题,内在地实现农村基层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乡土秩序的有机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的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党小组的覆盖力;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党小组的统筹力;通过"双组共建",提升党小组的政治引领;通过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党小组的思想感召力;通过厚植社会资本,提升党小组的社会凝聚力;通过服务中心工作,提升党小组的改革发展推动力。     

团队情商管理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研究

团队情商作为团队的重要特性,对团队工作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总结出影响团队情商的团队内部要素为团队成员的个体情商、目标集聚、角色管理和沟通机制等四个方面,并以此编制团队情商管理对团队绩效影响的调查问卷,然后应用SPSS软件对团队情商管理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团队情商的团队绩效管理策略.主要包括:提升团队成员个体情商,增强成员的内驱力;构建团队心理契约,强化团队目标聚焦力;健全角色管理机制,提高团队分工协作效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营造和谐组织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