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十七年”戏曲电影女性形象探析

受到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十七年成为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十七年戏曲电影的叙述主体、话语环境、社会表意机制相互交织和推动的结果,十七年戏曲电影中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期意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其女性形象主要有四类:勇敢追求爱情者;巾帼不让须眉者;不屈抗争者;新中国建设者。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性别平等意识的萌发,女性叛逆性格与反抗精神的凸显。     

“十七年”批评话语与诗歌语体的嬗变

在“十七年”,诗歌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嬗变,这不仅是时代和政治推动的结果,也是诗歌理论批评实践的结果。五十年代初,批评家关于古典话语与现代诗融合的理论探讨还保有一定的个性化空间,随着政治风潮的纷至沓来,批评家建构起了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阶级批评话语,“光明语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五十年代末,在“两结合”的批评原则下,“民间话语”（新民歌）在新诗中得到了扩张,诗歌语言不断地简化和政治化。在“政治/批评”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诗歌语言的艺术凝练性与诗意涵括力日趋减弱。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     

戏剧现代性与戏剧精神: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反思与批判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现代性诉求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关注人的个体尊严和生存状态,彰显人的个性和自由,肯定人对民主、平等、正义等生存权利的追求等。其反现代性的方面主要表现为"革命"思维统摄了整个戏剧活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戏剧批判精神的失落、创作者的主体性被僭越等反映出政治对"人"的压抑。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其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特征始终交织在一起,但它整体上所具有的反现代性内涵,使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传统。     

“十七年”戏剧模式化形成与流变

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不乏其例,"十七年"戏剧概莫能外。除此之外,它还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戏剧创作呈现丰产期;二是形成了创作模式化现象。这种模式化随着"颂歌"、"阶级斗争"等模式形成与转换,戏剧推向极左,"文革"戏剧雏形逐渐形成。     

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完满的历史契机。然而就在社会历史进程大踏步迈 向现代化时,文学却逆向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反现代性倾向,它具体表现在理想化的主导基调、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及单一直线的艺术思路、颂歌兴起及大团圆结局回归等,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卓异的、缺失的和永恒的——试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爱国情结

“十七年”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蕴涵于众多作品中的爱国情结便是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它以再现历史、讴歌建设、反思弊端、塑造新人等表现形式,铸成了五、六十年代文坛上罕见的卓异景致,而独立精神的缺失则导致这种表现存在着简单化、理想化的严重弊端。本文认为,具有浓郁爱国情结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将以其独特的精神所在、情感力量和传奇故事给予我们永恒的呼唤。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

［摘要］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担负起传达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的重任,并伴随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特征,可以划分为政治颂歌与捍卫新生（1949年至1957年）、革命史重塑与乌托邦想象（1957年至196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1962年至1966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意识从淡化到消解”的变化过程,是戏剧在走向现代的征途上,以人为本的现代性诉求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理念压制的过程。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都市的困惑——17年工业题材话剧透视

建国后工业题材话剧,一方面表现出振兴民族、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及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在如何建设、怎样合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上又主要依赖的是过去乡村革命经验,对富强、富裕的渴求与对都市繁荣的困惑与恐惧,充分反映一个时代指涉和选择的困惑.     

简论"十七年"小说创作主体性的失落与退隐——从《静静的产院》与《在医院中》的比较谈起

立足于文本,对《静静的产院》与《在医院中》的主题开掘、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以及思考的深广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尝试探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亲和所导致的小说创作主体性的失落与退隐,试图从侧面勾勒出十七年小说发展的某些趋向与特点。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重写文学史——十七年历史小说的地位及再思考

60年代初"爆发"式出现的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风景。然而,在对历史小说的描述和评价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权威教材和研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空白或遮蔽。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历史小说进行思考,以期对历史小说的地位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论田汉战时戏剧思想及成就

中华民族在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戏剧作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抗战八年,中国的戏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得以最壮烈的释放。“戏剧与抗战”早已以一种共生的姿态贯穿田汉每一次可圈可点的戏剧活动与艺术实践当中。他不只是在民族危难时发出最后吼声的戏剧诗人,更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剧坛先锋,当之无愧的梨园领袖。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改塑,导致了小家庭中父子伦理关系的明显改变。因此,作为紧密配合现实生活变化的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也聚焦于父权与子辈力量的起伏消长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父权文化价值观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和冲击下终于失去了牢固的根基;二是子辈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和集体观念的确立显示出脱离父辈伦理观念的政治伦理的色彩;三是父子传统的伦理观念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成分被政治伦理观念直接规训。显示出十七年乡村伦理观念的别样风貌。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