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敬畏

道德敬畏真实而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生活之中,道德和敬畏具有本初的统一性。关于道德敬畏,其主要有神圣性、崇高性、渗透性、超越性等特征。在整个人类道德的发展史上,道德敬畏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前资本主义阶段之畏惧中的服从,资本主义阶段之异化中的崇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自由中的敬畏。道德敬畏的基本功能不仅在于道德自身的超越完善,而且通过个体道德敬畏的确立还起到在现实层面上对个体道德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强烈保障作用。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道德自我：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核心

从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过程和结构看,道德人格教育实践应改变绕开道德自我的现状。道德自我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的核心,它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诸要素的整合力量,也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同一化发展的关键。     

论转型期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点

作为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础与出发点的基点,无疑是现世的、平民的和普适的,因而它应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点乃是社会公德。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地逐步进行公德建设,新时期伦理秩序大厦的建成才是可能的。     

论儒家"敬畏生命"的伦理情怀

中国文化温良敦厚、敬畏生命,儒家伦理可谓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儒家仁学,崇尚"生生大德",亲人而爱物,关爱一切生灵,形成了鲜明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伦理关怀。这种关怀既体现了一种对"人类中心论"的超越,也赋予中国文化浓郁的人文情愫,它体现了先哲的智慧,也构成我们应对现代生态挑战时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道德自我的成就环节:家庭、民族与正义——黑格尔哲学中的"伦理世界"

黑格尔认为,作为活的伦理世界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个体的人应当从服务于家庭精神的状态向服务于民族精神的状态转化。"法权状态"中个体的伦理行为既不仅仅趋向于"家庭精神",亦不局限于趋向"民族精神",而是通过遵循"正义"行为实现一切个体原子的实在本质,来趋向于作为世界主宰的"普遍精神"。趋向于"家庭精神"一趋向于"民族精神"一趋向于"普遍精神"便成为社会中个体的人成就"道德自我"的三个环节和步骤。     

道德回报的伦理质疑

"道德回报"是一个包含深刻矛盾的伦理概念.无论是道德褒奖还是道德贬抑,道德都难以承载道德回报之重任.物质性的道德回报可能带来道德高尚性的消蚀,精神性的道德回报则可能引申出道德的无能与虚伪.本文对道德回报的伦理质疑,并不构成对道德回报的价值否定.旨在还原道德回报的真实.     

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

伦理学史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学说史。它是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是人类追寻现实世界中完满和谐关系的历史,是人权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意识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从上述四个方面追寻伦理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标示出的人类道德意识的进步,将使我们对伦理学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对伦理学史本身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论科学知识的生态伦理向度——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文本解读

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 ,单向度的科学知识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 ,而只不过表明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科学知识的异化加剧了“人 -自然”与“人 -社会”关系的紧张 ;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 ;只有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 ,才能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一句话 ,确立“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向度才是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理想进路。在生态危机、环境恶化急速加剧的今天 ,认真解读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 ,对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融通 ,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当人们将自然环境引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建构时,伦理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的伦理理念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会不会只是在自然环境的层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当代环境伦理遭遇的一个理论难题。要解答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到伦理的原点,即道德形而上学去寻找环境伦理的基本内核;其次,则要借助于后现代中的他者与责任的理念实现对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最终,环境伦理将在一种伦理转向的维度上实现其现实的合理性,乃至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伦理观念。沿袭这样一种思考向路,才能看到环境伦理的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敬畏之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路

敬畏是出于对党的崇高事业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同和虔诚信仰,是在法律之外的自我警醒和精神自律。它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人生追求和道德情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与德性力量。敬畏也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光荣传统。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党的自我革命所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以此为主线,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敬畏体系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从内生机制入手,让党员、干部知敬畏、明羞耻,存戒惧、守底线,增强定力,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

人类不道德行为造成的灾难使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应对这类道德大问题时,以佩尔森和赛沃莱斯库为首的道德增强派认为,应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的手段来增强道德;但反道德增强派却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存在一定的伦理困境,如,个人主义、人格同质化、限制自由、认识论上的困难等社会问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传统道德增强的地位并不会被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所取代,应该倡导两者互补,构建一种新的道德观。     

论黑格尔伦理对道德的价值颠覆

形式法对意志的外部规定在道德领域被克服,意志自由在主体内心得以实现,但道德又有主观无限性的局限,突出表现为仅有道德的主体将"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伦理因权利和义务的真正统一而实现了对道德的价值颠覆,其实体性定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向度.     

伦理的实用主义:造就道德

实用主义伦理学认为人是道德哲学讨论的中心,道德哲学的讨论只有回到实践过程,从行为发生的主体那里才能得到支持,从行为主体行为发生的当下经验分析中得到说明,从行为发生具体情境中得到佐证。显然,实用主义伦理学否定的是终结性的道德存在,而肯定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主动性与实践过程中对道德的不断反省。     

道德人格与自我同一性

人格是人性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道德人格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自我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自我同一性则是依赖于我们经历过的所有不同的自己的综合,可感受为对自身发展的一种强烈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自我在同一性危机时期的不同表现,会映射出最常见的几种道德人格取向。     

道德调控与制度伦理

本文从制度与规范,讨论社会化的公务员职务犯罪的道德调控,指出道德与制度是社会系统有序化的两大基石,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和非制度化的道德规范一起对公务员的道德调控产生叠加作用.制度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调控功能,它有利于弥补道德调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制度伦理与道德调控相结合是消除公务员职务犯罪的根本路径.在公务员失德行为较多的今天,更需重视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     

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从史学上说,传统的和谐都是奠定在特定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道德和谐,这种和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从学理上说,社会和谐只能是伦理和谐,只有复归社会和谐的伦理意蕴,确立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价值原则,才有望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既要求道德人格的塑造,又要求制度伦理的建构。而制度伦理的建构既应坚持制度的道德辩护,也应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其中,制度的道德辩护——德福一致是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反思道德性立法的方式及限度

社会转型期加剧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撕裂,立法日益成为道德失范治理的重要路径。通过立法强制执行道德会导向一种法律道德主义,这不仅面临着严肃的理论争议,而且稍加不慎还会带来道德强制的风险。立法具有实现道德法律化及通过树立道德范例指引行为的功能,这有赖于其是否以适宜的方式调整道德。私德或美德适合采取权利型规范,而公德或底线道德适宜以义务的方式来引导。在立法对道德保持开放的前提下,应充分尊重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在私德或美德的范畴内,公民享有一种做错事的道德权利,个体可自主选择过自己想要的道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