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

本着“让存在自己显现自身”的现象学释义学精神。以“方法是主客体的中介 ,是概念的内在规定和对象的原则”作为指导 ,阐发《论法的精神》所贯穿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与古典自然学派区别开来 ,由此对“孟德斯鸠属于自然法学派”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纵横捭阖 求实举新──评龙长吟著《民族文学学论纲》

近读龙长吟先生的新著《民族文学学论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下称《论纲》），受益匪浅。《论纲》推出了一门新学——“民族文学学”。作为一项开创性工程，或诚如为该著撰“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誉宿马学良先生所说的：“开创性工程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本书所涉及的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很高，论述中必然有难以全面周到之处。”但该著那种锐意开拓的精神，纵横种阅的大气和脚踏实地的虔诚，确实令人耳目二新、感奋不已。建立“民族文学学”，笔者以为，这是文学研究史发展至当代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德国大文豪…     

王伯沆先生与太谷学派传人

太谷学派活跃于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暗流。王伯沆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他曾投拜于太谷学派二传宗主黄葆年的门下,并与诸多太谷学派传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王伯沆先生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锺泰、王雷夏、周育卿等太谷学派传人之间的交往史实,来展示太谷学派的传承情况,以期引起太谷学派研究者的关注。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汪东的家世及其与南社的情缘

＂南社才子＂汪东于1912年参加南社,是较有声望和影响的人物之一。汪东在词学、文字学、音韵学、书法、绘画等领域造诣精深,尤其是开民国词坛宗周之风,得清真词＂沉郁顿挫＂之妙,堪称宗周一派代表词人,著有《梦秋词》,是南社词人群体中的楚翘。他的治学品格的形成,与其深厚独特的家学有着渊源,他的才学亦为南社增色良多。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汪曾祺与京派文学

把汪曾祺创作的几个阶段,放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去比照,我们发现汪曾祺的创作有着较为典型的京派特征.他继承了也丰富、发展了京派文学,他使得京派文学在新时期获得了再度辉煌.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不懈的追求——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个案研究

通过求学、科研管理之路的轨迹对江苏省启东中学王生校长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发现 :工作第一、志向远大、好学上进、刻苦钻研是王生这个名校长个性的主要特点。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