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义述闻》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评《经义述闻》三十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放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又说:“这部书的最大价值,在校勘训诂方面。”《经义述闻》一书,主要解释群经子史中的疑义,纠正前贤古注之谬,王氏父子的理解直湊单微,判断矜慎,其纠正前人误解之文句,为一代所宗,乾嘉以后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但《经义述闻》一书之学术成就,目前整理古籍及古书注者常未能继承、采纳。本文拟就王氏父子在这部书中训诂方面,主要是词义铨释方面的成就,作一粗浅介绍。     

生成语法的语义观

以生成语法的发展阶段为顺序,论述了生成语法自诞生以来对语义态度的变化,并认为生成语法坚持语义内在论,生成语法的语义观与其内在语言观和句法自治论存在内在的联系.     

论许慎虚词实词的语法观及其实践

许慎从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二分法吸取哲学观和方法论,从前代学者关于语言的论述尤其是对虚词的解说中吸收语言理论和词语考察方法,在<说文解字>里从理论上对虚词进行了比较清晰的表述、从实践上用文字排列顺序来进行区分,成为我国第一个明确划分虚词和实词的语言学家.     

殷周金文语法研究综述

针对殷周金文的语法研究可首先分为词类研究和句法研究两部分,词类研究包括实词和虚词研究,句法研究则主要是句式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各方面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为词类研究多于句法研究,虚词所受关注早于且多于实词,实词中代词的受关注程度高于其他类。从研究角度看,与句法、虚词及代词、数量词相关的研究多为语言层面的,其特点是将殷周金文视为上古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相关研究佐证或补充传世文献;而与名词相关的研究则多出于佐证历史、礼制等目的;与动词相关的研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通读铭文,但客观上对众多词义进行了探索梳理。从研究方法看,早期多为训诂式的,侧重一词一器的个体研究,近年来则引入了共时比较、历时比较、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及现代语言学理论等科学方法对殷周金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论循境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语言中任何一种单位的意义 ,都是在语境中而得以终极确定的 ,因此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去寻求语义 ,便可称为“循境求义”。王引之认为 :“经之有说 ,触类旁通 ,不通全书 ,不能说一句 ,不通诸经 ,亦不能说一经。”这种以“诸经”为语境、以“全书”为语境的观点 ,较之现代语境学说 ,则显得眼光更为开阔 ,更为高远 ,对学识的要求也更严更高 ,可视为“大语境观”。     

读《经义述闻·诗经》札记六则

高邮王引之(1766—1834)《毛诗述闻》记述乃父王念孙(1744—1832)解《诗》之见,并集己意,是训释《诗经》登峰造极之作。然智者千虑,容或有失,如王念孙误解《汉广》言刈其楚之楚为高,继而错释翘翘错薪之翘翘为众。楚实为木名,而翘翘义为高。《汝坟》伐其条枚,王引之认为条是木名,却无明证。条应为泛名。《鹊巢》维鸠方之,王引之以方为放,训作依,然举证不足,方当依《毛传》释为有。又如《谷风》伊予来塈,王引之读塈为忾,释作怒。塈训息则更合诗意。《二子乘舟》泛泛其景,王引之读景如憬,而本诗景字作景象义,则更为平实。《遵大路》次章,王念孙以变韵为由,以遵大路兮之路为道,然变韵并非单一形态,而此诗亦事关合韵。本文就此六则,详论王氏父子之得失。     

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父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论因声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大约可一直追溯至上古。然而,因声求义,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则形成于清代。乾嘉学派尤精音韵,从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训诂原则,形成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是《经义述闻》的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借助因声求义,王引之在通假字、联绵字、同源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在对《文镜秘府论》做传本调查、校勘,及对相关研究成果做全面总结清理的基础上,中国内地终于有了一部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但作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未存传本、原典考证、《九意》作者,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文学思想、诗学日本化等。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易筋经义》中的佛教历史观?

佛教历史观不是佛教基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形成的观念,而是说佛教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有规律的历史演化轨迹,这些轨迹根植于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体现出佛教历史观具有某些特点。精英佛教历史观具有精英化、理论化、系统化等诸多特点,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了学术主流。作为一个个案,《易筋经义》从侧面展现出明末以来佛教历史观的转变,其作者、内容、表达方式、情节、地位等无一不附有“小传统”的痕迹。佛教历史观中的“小传统”之塑造不仅源于作者的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展现出作者哲学观念的与众不同。     

《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

从"--"、"--"二爻象征男女生殖器这一基本的表意单位出发,《易经》将世间的万事万物统统视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用这种观点来揭示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种卜筮思想不仅为以后的儒、道两家分别站在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哲学阐释奠定了基础,而且导致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