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很重视对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其文化史观。其文化史现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借鉴西方史学思想的结果。在这方面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西方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史现派以及１９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他重视对国民全体史的研究，倡导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历史以及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扬等，都同这种影响有关。     

章学诚从“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过程 ,以及由“史意”而“史评”而“史学”的主体意识完善的过程     

传统史学经世功能双重性初探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是因其具有极强的经世功能。而这种经世功能又具有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双重性，即史学既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也有揭露和反抗统治者黑暗统治的一面。史学经世功能双重性的“对立”，并非史家自相矛盾的表现，而恰恰统一于史家抑恶扬善的史观之中。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学界殊少专论。本文试图对此略作探究。一、传统史学具极强的经世功能我国史学从《春秋》到“二十四史”，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可谓人类文明史中的奇迹。究其原因，恰恰在于我国传统史学具有极强的…     

曲史观：中国古典史剧文人创作的中心话语

以曲为史的曲史观是中国古典史剧文人创作的中心话语。曲史观主要表现为借助史剧创作表演历史、补足历史和改编历史 ,而其改编历史与寓言观的任意对待历史有着显著的区别。曲史观中心话语地位的形成 ,与古代文人经历、社会学术思潮、戏剧与史著共同的功能、戏剧通俗性与文人借史化民愿望的结合等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思想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叶建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历史典籍，他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作出过深刻的阐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历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     

经学与传统史学(专题讨论)

编者按: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它们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     

从《大学衍义补》看邱濬对“华夷之辨”的释读

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以其恢弘的史学视角和满富激情的历史评论,对儒家原典中的＂华夷之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补释,该书不仅重点诠释了中国传统对外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而且对古代外交政策中的得失给予了辩证而理性的评价。尽管邱濬受时代影响,对前代历史尚存一些偏见,但是,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巨匠,邱濬的历史批判精神、勇于提出问题的魄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仍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现代史学的反省与展望——余英时先生《史学与传统》读后

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史学正处于衰落状态中。衰落的具体表现是:一、建国近四十年还修不出无愧于古人的大型清史、中华民国史、甚至中国共产党史等等;二、史学研究队伍的日益萎缩和退化;三、治史的功利化。衰落的原因,在史料学派主要是研究方法的封闭性;在史观学派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受到种种特定的历史局限,导致了理论本身的扭曲、变型。本文回顾了当代史学取得的重要成绩,并对当代史学做出了展望。作者提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面前,史料学派、史观学派有广阔合作的条件,史学工作者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文化史研究可补传统史学之偏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一个急待重建和深化的课题。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试论南宋浙东史学

浙东是中国史学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史家辈出,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对南宋浙东史学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试论南宋浙东史学》一文,系统论述了浙东史学的历史渊源及南宋浙东史学的分支、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史料翔实,立论也有新意。     

家庭、国家与世界:全球伦理的现代儒学探索

杜维明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学和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他１９４０年出生于昆明。１９６１年在台湾东海大学获中国研究学士学位；１９６３年在哈佛大学获东亚地区研究硕士学位；１９６８年获哈佛大学东亚历史和语言学博士学位。１９７６年加入美国籍。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杜维明先生任台湾东海大学人文科学讲师。１９６７年以后，他曾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１９７７年成为该校史学教授。１９８１年，杜维明先生来到哈佛大学，担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他经常来华从事儒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１９８５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儒家哲学”。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和传播研究所主任。杜维明先生的研究兴趣在于儒家人道主义、中国思想史、东亚哲学和比较宗教研究。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和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现任中国文学和哲学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任，国际孔子研究会副主席，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等职。他的中英文著作颇多，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两部英文著作是《活着的树：今天做一名中国人的含义的变化》和《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道德教育和经济     

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史学评论标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传统儒家伦理史学解体,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作为史学组成部分的史学评论,于此时也得到了发展。新的史学评论标准得以确立,民族与国民的进化发展成为其社会政治评价标准。在学术评价标准上,要求历史研究应该探求社会进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强调历史解释;在编纂体例上提倡通史,章节体;强调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等。     

战后日本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国史观

本文拟以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的主要研究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主要成就等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线索，试图厘清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向、主要学术成就以及研究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史学观。     

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