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现象就是流动人口的举家迁移,即人口流动正逐渐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型流动转变。正确认识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现象有利于指导北京市经济和社会的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云南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状况分析——基于云南省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是近年来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利用2013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户规模、收入与支出状况、生育子女、子女入学和独生子女状况五个方面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态势。对加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分个人背景、流动经历、婚育状态、配偶背景等几方面对流动人口的避孕知识了解状况、避孕知识获取渠道以及避孕措施实施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对比分析和多因素影响分析,并建立多分类有序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避孕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总体避孕知识水平一般,受教育程度、流动经历、职业、孩子数量、避孕措施实施等方面是流动人口避孕知识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本文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2014年高出26％.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63.67...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鉴Mincer收入方程,分析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收入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水平依次下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特征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

本研究通过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调查资料,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示了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差异,探究了社会保险参保率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程度、缩小两性差距、促进男女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的政策建议。     

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的分析,利用“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调查数据,透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两个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发展趋势,探析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成因,并提出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对策。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北京市流动人口证件管理演变与实证研究

通过对北京流动人口户籍、就业、居住和计划生育证件的管理政策及其法规实施演变的分析,本文认为流动人口证件的管理经历了从无证管理到多证协管,再到一证统管的过程,《暂住证》贯穿整个有证管理历程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文章进一步使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持证情况及影响因素,发现身份证持证率（97．5％）明显高于暂住证持证率（84．5％）,并且身份证持证率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众多个体特征对暂住证持证率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来京年份和所在功能区等因素。从理论上讲,由于《暂住证》受个体因素影响较大,普及范围不如《身份证》,流动人口管理可以取消《暂住证》,而仅以《身份证》作为管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