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

新诗技艺之“技艺”一词在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间、新诗和古典诗词之间使用的方式和所指的含义显然不同。诗人是从发生学角度使用技艺;诗歌评论家是从阐释学角度使用技艺——在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辨认、分析、归纳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使用、组织材料的特殊方式的痕迹,那些有个人个性特征的巧妙方式,并对其作出阐释。古典诗词中的技艺是在公共规则之下的个人竞技发明,而新诗技艺是潜含在个人的诗歌美学与观念之中。新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套明确的形式规则,因此也就没有这规则之下才能形成的一套明确的技艺。诗歌技艺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范畴,是客观的工具,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诗艺就像武器装备一样,是工具。但如果更深一步地分析,会发现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对内容的审查;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并非脱离内容,而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技艺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     

对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的反思

五四之后的新诗,在诗歌形式的建设上,是成绩卓著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被种种误解和粗心障蔽了的大失误：其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诗的体性与文的体性对形式审美要求的巨大差别,使新诗一度丧失了作为诗的存在的形式体性的审美特征;其二,是没有对诗的形式与诗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思考;其三,是没能把汉语诗歌形式当作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来看待,从而忽视了诗体形式的文化价值。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论新诗形式的两个来源

新诗形式的一个来源是古代诗形式,特别是词和曲的形式,后两者启示新诗人用白话写出诗行长短不等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最初的新诗形式.新诗形式的另一个来源是外国诗形式,尤其是汉译外国诗形式,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最早的新诗形式.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现代格律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近些年来,随着诗歌渐入低谷,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现代格律诗。论述了新诗的危机能从形式建设,特别是现代格律诗中找到出路。现代格律诗既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血脉相连,又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经过众多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它已经不断成熟并日趋完善,是新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郑敏新诗形式观探寻

郑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理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宝贵财富,在新诗界与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从新诗的本质、语言、诗体、诗韵等方面对郑敏的诗歌形式观进行了梳理和阐发。     

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格律体新诗虽然诞生已有近百年了,却依然难以登堂入室。主流诗界或嘲其形式主义,或讽其弃今复古,或讥其民歌打油,或鄙其诗意直白……格律体新诗要改变四面楚歌的局面,就再也不能单纯、片面地强调形式,其形式必须蕴含于深广的题材内容之中,形式的创造、把握必须与题材内容取得艺术上的高度统一,其形式美也才能进入佳境,而诗人们心灵的广度、密度、浓度、力度和高度,诗人的思想和意志,也才能够依附于形式美中,如冬日阳光般直达读者心灵。     

被遮蔽的传统--早期新诗理论的形式观念管窥

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     

初创期新诗形式的两种发展趋势

初创期的新诗还沾带着古代诗词形式的痕迹,其形式还是笼统的、不成熟的。不过,它们中有的已经具有了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雏形;这即是说,它们已经包含着先后向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发展的趋势。胡适的《尝试集》就缩影着这种发展趋势。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新诗格律理论研究：进展与问题——以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为例

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诗学的核心和前沿问题之一,关涉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在新诗诞生后不久,格律体新诗便和自由诗一起成为新诗的两翼,在彼此竞争、相互依存中共同推进了新诗艺术的精进。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格律诗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以现代格律诗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但这些著述和论文的成绩却还不能尽如人意。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几个诗人、学者的格律理论的研究,缺乏对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把握,或者虽有心做贯通新诗史的研究,但限于见识和材料掌握的程度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存在重要的遗漏甚至偏见、谬误;二是理论把握能力不足,对现代格律诗学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范畴概念缺乏系统梳理与辨析,以致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学建设有所推进,甚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概念的认识上从已取得的成果后退;三是问题意识不够,对现代格律诗学牵涉的现代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意识和理解,更无庸说做出高屋建瓴的阐释;四是没有在文献掌握和发掘上下苦功。以刘涛新近出版的《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为例,可探讨当下新诗格律理论研究在文献等方面的进展以及相关论述和判断上的不足。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