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即基本规律,下同)究竟是几个?是一个,还是三个?这是哲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庞长富同志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通过讨论来明确这个问题,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齐鲁文化体系比较

齐鲁文化体系比较逄振镐齐文化和鲁文化究竟是一个文化体系，还是两个文化体系？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鲁文化体系，不存在另外一个独立于鲁文化之外的什么“齐文化体系...     

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

本文提出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纠缠'"问题,认为我们迄今为止是否已经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哲学",这还是一个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始终纠缠于或隐或显的"文化"问题.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民族文化情结,遮蔽了我们的哲学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化哲学沉思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逐步深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本文认为,从文化哲学入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文化哲学范式下加以把握,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定位在西方先进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进而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上,则可以克服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和急于求成的做法。     

关于文艺创作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再思考

前些年,在有关文艺民族化的讨论中,一些人把民族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一谈文艺的现代化,一谈走向世界,就必然与西方现代主义挂钩,并把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贬得一无是处。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并认为反思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予以探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文艺创作中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并非对立的双方。然而,一些人却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彻     

也谈决定作用问题

<正> 人类历史中是“只有一个决定作用”,还是“有两个决定作用”,这个问题兼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应当把它搞清楚。为了解决好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应持这样的态度:一要完整地理解有关的经典论述,避免断章取义;二要从概括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来立论,不搞抽象的逻辑推演;三要主动地求同存异,力戒走极端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决定作用”和“有两个决定作用”这两种看法,应该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     

文化参照与当代美学研究的深化

近几年来,美学研究进入一种相对沉寂状态,这固然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但是我认为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世纪之交,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科学研究,都有一个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价值转型问题.这其中一个共同的文化课题就是:面对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如何更加自觉地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以使人类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任务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重要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构建这种体制需要完成哪些基本任务,还是需要通过深入研究而加以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讨论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出发,去探索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结构和构建这一框架应完成的基本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作者在不否认人口对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又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将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产生长期的挤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的支出.     

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

一、美本质研究现状 1903年、西方美学家威廉、奈德说过这样一句话:“美的本质问题经常被作为一个理论上无法解答的问题被放弃了。”这句话,1984年由朱狄连同西方其他否定美本质问题的观点在《当代西方美学》一书中介绍过来后,中国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就渐渐变得沉默了。而且,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也开始认为,美本质问题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假命题。还有人认为,艺术不一定表现美,所以讨论艺术,不一定要先讨论美。     

真理没有阶级性

真理有无阶级性,是我国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四人帮”武断地给真理贴上阶级的标签,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禁区。当前,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坚持客观真理论还是主张主观真理论的问题,是能否把真理的实践标准贯彻到底的问题。因此,弄清楚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与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近一个世纪前,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曾被视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冲突.本文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胡适与李大钊的讨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学理层面都不构成"冲突".就历史事实而言,胡适无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对立;就这场讨论的学术层面看,也说不上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     

唐代社会阶层消费水平差异析论

阶层消费水平差异问题是唐代消费经济的核心问题.消费经济学认为,消费分层是一种最直现的社会分层.一般而言,人们衡量一个个体、群体乃至一个阶层的最直观的一个标准,即是观察这个个体、群体或阶层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差异,也是最为明显的阶级阶层差异.因此,通过消费水平的差异可以最大限度地折射出各个群体之间的阶级阶层差异.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唐盛世,无论是生存性消费还是享受性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消费差异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发展与这个国度命运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综述

<正> 为了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全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5月6日至10日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讨论,提交论文七十余篇。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一、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前些年已进行了反复讨论,但这次会上它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从战争角度提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还是农民战争?对这个问题大约有三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自然是一场农民战争。并把它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并列,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不论是从其斗争目标、斗争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

中国人是否自私是热议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其中梁漱溟的观点非常独特,他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的合理性,认为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是从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民族自私性问题的,他把中西方社会差别理解为流派之别,不同意中国文化落后的说法,并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理解为文化转向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和其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不能以西方人的行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以西方人行为习惯为标准来评价中国人,因此是一个不恰当的提问。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今日的文化自觉、本土化理论创新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知性和理性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现代认识论的发展有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一是知性和理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关联。总的来说,知性和理性问题,仍然是探讨主客体的关系。近几年,知性和理性的讨论多集中在阶段的划分上:是把知性划入感性认识还是划入理性认识,还是单独列为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我们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及作用,否则阶段的划分便成为空的和盲目的。本文想就后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自由优化于“文化”（下）—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网上讨论

“唐汉”：秦教授：请问你对现在的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说,从大学校园出来的莘莘学子很难一下子对企业适应。您认为,校园文化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同时,企业文化又该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秦晖：我们现在一般在“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点”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你讲的“文化”与本次讨论大多数人讲的含义不同。你上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如今我们教育制度的质疑,所谓学校毕业出来无法适应企业,应该就是这种问题。关于教育,我在《问题与主义》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教…     

文学研究与理论革命

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想法还不太成熟,只是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和老师、同学们讨论的一点点心得而已,主要还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想法.同时我们当然也知道,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说话的位置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就是从一个非常有限的角度非常片面地来讨论这个很大的问题.     

“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最近在《中国学术》上发表一篇题为(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颇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方结(解)构主义文论家们对“中国”的构想。苏认为,西方的“解构主义一向对中国表示出一种认同感,对解构主义来说,东亚似乎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典范,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例外;而这个典范,这个例外,正是他们所希望占有的位子。”苏接着对西方后结构主义者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