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通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起怀王左徒。博闻志，明于治乱，邢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通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庸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俊屈平为今，众莫不知。每一个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通解]《屈原列传》：《史记》列传第二十四为屈原和贸谊的合传。本篇以宋庆元黄善夫刻本为底本，对其中讹误之处则参其他本子改正。楚之同姓：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他》说：“…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从《抽思》看屈原与南阳的渊源关系

<抽思>是屈原<楚辞·九章>中很重要的一篇,表达了屈原退居汉北以来眷念怀王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屈原在这篇作品中还抒发了对南阳故土的深厚感情,反映了和南阳无法割舍的缕缕真情和游子故土的渊源关系.     

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

一屈原南行的事迹《屈原列传》说: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连张仪不及。其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按《楚世家》,屈原谏何不杀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屈原谏会武关在怀王三十年。中间相隔十二年,不见屈原言行。这在屈传前段是个大空白。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言一行,可见屈原已不在朝,屈原哪里去了呢?从屈原赋中探索,我们发觉,屈原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南行。所谓南行,就是江南之行,这里特指湖南之行。屈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屈原一生中先后有两次南行入湘。初次南行与再次南行迥然不同。今简略比较如下:     

从心理学角度看《离骚》的创作年代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所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里讲了三层问题:1.《离骚》创作于怀王时期,屈原被疏之时。2.屈原被疏是由于小人嫉妒谗言所致。3.屈原被疏后忧愁幽思,委屈难解而作《离骚》以发其怨情。郭沫若先生不赞成司马迁的说法,他把     

试析高丽末期文人郑梦周对屈原及其《思美人》的接受--以《思美人辞》为例

高丽末期,郑梦周的《思美人辞》标志着朝鲜文人开始用骚体写作汉文学作品。纵观郑梦周的一生,他的境遇与屈原十分相似,都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没落王朝而坚定地选择了“殉节”这条路。为此,他们都留下了千古忠臣的美名。郑梦周在他的《思美人辞》里也鲜明地表现出希望君主能够尽快悔悟,采取贤明政策的迫切心情。二人相近的审美取向,体现出共处汉文化圈背景下的中韩文人文学价值取向的契合。这些必要因素都为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做好了心理准备。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苍梧郡还是苍梧山

苏轼《竹枝歌引》概括此诗内容云:“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诗之开头即为伤二妃:“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冯应榴《苏诗合注》引山公注:“《一统志》:禹贡荆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为百粵地,秦属桂林,汉置苍梧郡,地总百粵,山连五岭。”苏诗各注仍之。     

论《离骚》的审美价值

《离骚》是我国第一首抒情长诗。它不仅以深沉炽烈的诗情、奇特丰富的想象、瑰丽清新的辞藻,开拓了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道路,而且以其美的形象,——执著于理想的高洁人格,在我国星汉灿烂的古文苑里闪耀着不灭的光辉。《离骚》作为屈原最成熟的代表作。这首诗正是从诗人特定的生活角度,真实地反映了战国后期楚国的社会历史。屈原一生经历了从怀王到襄王的两个时期,这正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代。怀王昏懦无能,任用佞臣,排斥贤     

《国殇》试绎

《国殇》撷自《九歌》.从王逸编次《楚辞章句》以来,对于《九歌》的写作年代、生活基础和原始面貌,同异参互的见解一向就相当多,迄今尚未统一起来.因此,要了解《国殇》,不能不涉及整个《九歌》,并且仔细考校各种说法,择善而从.《九歌》其名,源存古远,屈原创作的《离骚》、《天问》以及郭璞作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都曾提到过.但是,屈原的《九歌》与之名同实异,其大部分材料是从楚国流传的祭祀巫歌采集来的,然后经过他创造性的整理,润饰和改写,方才蔚为奇葩.这一点,基本上已成定论.分歧在于,作品到底写于何时,所为何由.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屈原的政治态度,及其《九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不过究其大端,无非是两大类,即“放逐时作说”和“怀王时作说”.     

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     

灵谿词说(续七)——论苏、辛词与《庄》、《骚》;论陈与义词;论张孝祥词

我昔年沦诗,曾提出过一种见解,大意是说: 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虽深于哀乐,     

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招魂》为屈原所作,看法渐趋一致.至于是自招还是招怀王,仍有分歧.我赞同自招说.本文先指出招怀王说的可疑之处,然后正面阐述拙见.如果采取招怀王魂的说法,作品开头好几处似难讲通.请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楚辞选》为例,节录其注解于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四句]“朕”,屈原自指.“主”,君主的主,作动词用.“盛德”,谓盛德之人,指怀王;“主此盛德”,是说以此盛德之人为君主.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修身洁行,竭忠事君,君主本来是位有盛德的人,应该可以辅佐他做出一番事业;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为世俗所牵累而败坏了.[上无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离殃”.指怀王被秦国所扣留“愁苦”.指怀王被扣留以后的心情,其时     

《楚辞·九章》中的非屈原作品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些字词或其意义出现在战国以后，部分诗句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楚辞·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风》和《惜往日》3篇非屈原所作。     

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

子思、孟子、荀子代表着战国儒家中的三派，孟子代表的是王道派，荀子代表的是制度派，而子思则代表道德派。子思一派的《诗经》传本与今本《诗经》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是战国众多传本中的一种。此派于《诗》没有多少解读性的话语，而全部指向了人伦道德的兴喻与确立。《诗》在这里已不再是“礼”的说明书，而变成了修养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法典，体现出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