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的社会转型与历史变革(专题讨论)

编者按:晚明史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晚明社会的转型与历史的变革于是也就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晚明社会历史这种大变迁、大变革究竟起自何处,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所强调的重点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中文关键词》=晚明社会:政治变动:社会转型:利益集团:国家权力异化

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     

异化与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克服异化和关于革命的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甚至也前后自相矛盾的.从1843年起,马克思的政治论文的目的是克服现代国家的异化.国家不应当继续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统治社会而不受公民的控制.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作为一种独立权力的国家应当消亡.随着其政治观点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了国家从原来的异化状态过渡到最后消亡这两个阶段.第一     

异化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马克思的思想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克服异化的理论、关于革命的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变动,不相协调,也许甚至还有矛盾。这些就是我们打算探索和清理的问题。马克思的政治著作的目的,从1843年起,就是克服现代国家的异化。国家不应该再君临于社会之上,作为一个分离而独立的力量统治着社会而又不受社会公民的控制。国家作为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异化的范式转移——以中国“房奴”为例

异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不同.早期有自然权力的异化、政治国家的异化和宗教的异化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异化劳动现象突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与消费的角色逐渐发生变移,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由需求消费变为欲求消费.在消费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很多人为追求符号与荣誉而消费,在享受奢华的同时陷入了偿付困境,消费异化现象凸现.中国现在的"房奴"就是异化消费的重要体现,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消费异化"综合症".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因果分析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同社会转型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依据这一认识，文章从国外学者对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问题之间因果联系的分析入手，概括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分析了这些特点对产生社会问题的影响；并指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总体特征、基本类型和大体走势。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 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 “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对负面政治生态的治理

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良好的政治生态能促进社会政通人和。在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与政治自信是高度关联。而在现阶段社会转型中,出现漠视党规党纪、丧失理想信仰、异化选人用人导向、扭曲政治关系和浊化社会风气等负面政治生态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进行破立并举的尚信念、明制度、树导向、明纪律、匡风气的依法依规治党,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形势下的政治自信。而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充分的政治自信将更加坚定为制度反腐带来新的突破和风清气正的社会好生态。     

全面推行税利分流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对牡丹江市实行税利分流试点方案的研究

一、税利分流政策出台的理论根据、历史背景和牡丹江市试点方案实施的“小气候”(一)税利分流政策的理论根据1.它鲜明地体现了兼顾国家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原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国家根据两种权力不同性质和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从而划清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两种不同管理职能。有利于国家逐步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设想。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①他在说这一段话以前阐明了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的关系。他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两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任何国家都具有这两种管理职能,而税利分流政策的制定就是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的。它的优点在于明确了     

小说评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

本文研究了金圣叹小说评点与晚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发现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 ,一方面 ,受到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 ,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之一 ;另一方面 ,它又生产出他异的意识形态 ,质疑、反抗乃至颠覆着帝国意识形态 ;正是在与晚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 ,金圣叹小说评点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批判功能。     

罗马法学家的政治思想概要

古代罗马法学家有历史地位的政治理论贡献,目前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由于政治体制的变动、最高权力的转移,各类法律的渊源在历史中随之变动;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彰显,平等原则又推动了权利的普及;在私法体系的整体框架下,产生过政治权力相互限制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公共权力异化问题初探

公共权力是政治学研究及政治实践活动的核心议题,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长期伴随人类生活的重要现象,腐败问题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具体形式之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能够深入理解公共权力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及形成原因,提出解决中国公共权力腐败、滥用和误用问题的两个立足点,以期有助于推动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从刘宗周看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

儒学是以内圣外王为宗旨,每个儒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儒家学者多具有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希望以仁义来解决包括军事、政治上的所有问题,然而却和现实危急的形势发生冲突。本文希望从刘宗周与崇祯帝奏对的情况来揭示晚明时代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反思当时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以此正视儒家具体制度建设和应变措施的不足。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转型与研究方式

网络社会是继工业社会崛起以来的又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网络社会崛起之后,不仅缺场交往和传递经验的地位迅速提升,而且权力结构的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崭新变化,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结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形态转变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革.因为网络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在新的社会展开形式、存在基础和权力关系中的变化,而随之出现的问题也是用传统概念框架和研究方式难以说明的新现象、新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就更应以新视野、新境界和新的研究方式面对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治责任建设

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领导者份内应做之事和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惩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依然存在异化的可能,这就要求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治责任主体对人民负责,由人民评价他们履行政治责任的情况,并决定他们是否应当受到惩罚。政治领导者能否践履政治责任关系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和谐状况。进一步讲,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建设责任社会的过程,政治责任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现象。政治责任主体不明确,党政干部责任、集体和个人责任、正副职之间的责任、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清楚;政治责任评价主体不明确,政治责任评价主体单一,人大、媒体作用颇微,社会团体依然没有成为对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履行政治责任情况的真正评价主体,同体责任追究代替了异体责任追究;政治责任追究程序不清晰,特别是宪法、法律关于人大对政治责任主体的追究程序难以启动。这些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声音。政治责任建设任重道远。要进一步培养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责任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政治责任追究机制,这是政治责任建设的有效途径。     

社会学走向没落还是革新?——智利的一场争论

当代社会学经历着两场重大的争论。其一是社会学作为一门起源于工业化和近代国家形成的学科 ,在后现代社会中将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再者是社会学一方面负有纯学术使命 ,另一方面又同政治和经济权力有着密切联系 ,由此而产生了它对于这两者的义务的长期争论。这样的争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何在 ?智利的情况表明 ,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孤立起来 ,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乃是重大政治变动的产物。智利的社会学家们对于他们的学科的前途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一些人看来 ,主要威胁在于社会学没有能力阐释社会变革和后现代社会的状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危险并非来自学科本身 ,而来自过度热衷于作为技术官僚权力代言人的社会学家。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