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男、女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利用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住户数据,对农民工职业和其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仍是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是较普遍的现象,其中职业隔离是性别歧视的主要形式之一.为了分析我国城市就业人口中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我们使用差异指数法对当前职业隔离的程度进行了测量,并且通过CES生产函数和C-D生产函数对假定消除职业隔离后,各种职业的劳动力性别构成比例、工资水平及经济总产出变化情况做出估计,以期对打破职业隔离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

利用来源于干部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及其使用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在干部职业群体中,两性的社会网络资源并无本质差异,但职业地位的获得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源;不同性别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其中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男性干部职位升迁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女性干部的职位升迁无明显作用.     

男女两性休闲时间的差距——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就是要缩小差别,使人们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休闲是考查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运用社会性别视角,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分析两性群体之间及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以及不同职业的男性和女性群体分别在休闲时间总量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并分析其造成休闲时间总量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两性群体之间在休闲时间总量上,两性群体不仅呈现群体之间的性别差异,而且,同一性别群体内又呈现出代际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职业差异。从男性群体比女性群体拥有较多休闲时间中可看到,女性的解放程度和男性相比还有差距。从性别群体内部的代际特征看,处于30-44岁之间的女性休闲时间最少,这说明还要完善社会服务与保障制度,才能使处于育龄的女性摆脱家庭与事业双重负担的生活状态。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基于四川省Y镇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相应的传统农民群体、乡村管理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体在物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虽存在程度不同的浅层和局部差异,但在整体上并未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大多数职业农民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除打工群体外,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     

职业价值观的研究与应用

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在所从事职业上的体现 ,具有激励作用。其结构构成职业价值观系统。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职业兴趣。职业价值观可以反映学生的择业方向和标准、构成职业素质、用于素质测评 ,对于学生择业、人员选拔和配置十分重要。企业管理人员职业价值观调查研究得到的企业管理人员职业价值取向及四种领导行为管理人员的职业价值取向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职业价值观的测评指标     

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以苏州地区为例

进城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与城市的相融与发展是城市和谐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本研究以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视角,自编<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问卷>,对苏州市261名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农民工低层次的安全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萌生了更高层次需要,即普遍具有中等程度以上"融入效能感"和"发展意愿".各类进城农民工(如不同年龄、进城时间、文化程度等)群体间差异小,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共性特征.不同性别、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显著,在"后顾之忧"和"融入效能感"两个维度上,男性农民工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而工业领域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心理显著低于商业服务行业农民工.在以上调查及分析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高校教师工作与科研时间的性别差异及其中介效应分析——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11年"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利用状况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造成高校教师工作时间尤其是科研时间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高校教师不仅在教学、科研和总工作时间上存在性别差异,而且在睡眠、家务劳动这些非工作时间上也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在控制了年龄、婚育、学历、职称、机构类型的情况下依然显著存在;第二,非工作时间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是工作总时间和科研时间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务劳动作为中介于性别与工作时间/科研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上述发现意味着,对于高校教师群体而言,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延伸并影响着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调查与分析

通过分析2000年7月进行的"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问卷调查,初步描述了在城农民中两大基本群体雇佣就业者和自营就业者的进城原因和途径、职业活动、社会生活、特殊进遇等方面,指出这一社会边缘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户口制度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惯性.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 ——基于841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后扶贫时代,城市低收入群体是发展型社会救助的主要瞄准群体.采用问卷方法,选择重庆市N区841个样本对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该群体中"长期性困难"家庭占比高于"偶尔困难"和"阶段性困难"家庭,收入越低困难程度越大;"收不抵支"现象突出,超过50％的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有困难;"支出型困难"主要来源于医疗费用.(2)在社会救助需求上,虽然样本的物质需求占比较高,但精神需求不可缺少.(3)现有社会救助制度尚不完善、供需匹配不足,导致该群体向政府寻求社会救助的意愿较强.建议:精准把握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需求;健全新时期的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救助保障机制.     

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幸福感研究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幸福感的基本状况。问卷结果显示,失地农民对生活总体上是满意的;对征地安置政策满意的人群幸福感程度普遍高于其他水平的人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职业及经济状况等因素都会对失地农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人类学视野下的性别思考——以间性人的境况为例

性别多元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除了男女两性外,还有诸多间性的存在。在男女二元分割的性别文化体制下,这些在生理性别的具体构成上不协调的雌雄难辨的间性人被病理化、污名化,遭到性别矫正手术的强制性"修正",枉受身心的双重苦痛。间性人的困惑及呼喊令当代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反思性别二元化建构的合理性,进而倡导对女性及其他所有性别个体的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关系及其行为方面的尊重,强调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尤其是对作为性少数人群之一的间性人的身体自主权和性别自决权的法律保护。     

清末民初教师群体过渡性特征分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化时期,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群体--教师群体.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官、私塾先生,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而是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群体的构成新旧杂糅;知识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身份处在由官到师的转变时期.对这一群体进行分析,有利于认识事物在社会转型期呈现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论灵活就业群体的生育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生育保险制度缺位,其根源在于忽视边缘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对生育保险制度的功能认识不足以及立法中缺乏"利益相关者"民主参与的程序和社会性别视角。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和国内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灵活就业群体的特点,分类构建灵活就业群体的生育保险制度供其选择,修改享有生育保险待遇条件,并给予灵活就业群体医疗和收入双重保障。     

意大利华人的城市社会融入度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人口流动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去海外生活,作为外来群体而言,华人融入当地社会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以意大利米兰市的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米兰华人的相关数据,在分析其融入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影响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因素,以“是否愿意长期定居”考量在米华人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度。研究认为,在米华人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性别、年龄、家庭状况等自身因素无关,与社会活动参与频率、工作强度等社会外部因素也没有显著影响;职业类型、就业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对在米华人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改善在米华人群体工作状况、提高就业收入、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助于推动华人融入当地城市社会的进程。      

职业压力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和社会性别规范重构的背景下,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以及从社会性别视角缓解女性职业压力的介入机制研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文章通过对912名公务员和企业雇员的问卷调查,探索男女两性在职业发展中的处境与面临的主要压力,在此基础上,构建职业压力指数,以男性为参照,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压力应对三个层次来研究女性职业压力,分析受到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影响的职业压力在男女两个群体中的表征及其差异。同时,研究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构建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五级程序”介入机制,以期达到缓解女性职业压力、实现有效的压力管理。      

码头工人群体与近代武汉城市化

近代武汉的码头工人群体是随着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与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对近代武汉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增加了城市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提供了生力军,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等等,促进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多元化,使武汉形成了具有鲜明平民特色的、汇融杂糅的码头文化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如增加了就业压力,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因为争夺利益而扰乱社会治安,影响了武汉投资经营环境;搭建棚户影响市容与环境卫生.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码头工人群体的产生与壮大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于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人力劳动为主的码头工人群体必然走向消亡.     

论中国弱势群体的形成

我国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归纳起来有：先天弱势的生理构成弱势的群体,弱势的职业选择演变成弱势的群体,地域、族别上的弱势客观积淀成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后天行为造就了后天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