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论构建中国化的审美现代性

肇始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既带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也引发现代社会的诸多危机。审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日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在天人关系、人与人和人自身关系的不同对待上与传统审美产生一定矛盾张力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现代性相融的对接面,激活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审美智慧,由此建构有中国化特色的审美现代性,是探索缓解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有效途径。     

现代性视域下的佛教生态智慧

全球性生态危机,极大地影响人们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造成生态危机甚嚣尘上大抵有四股思潮:忘却存在家园的"发展至上主义";迷失生命价值的"消费享乐主义";工具理性膨胀的"唯科学主义";僭越天人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佛教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世道人心的人间宗教,但其并不缺少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智慧。事实上佛教"净土论"可以对"发展至上主义"进行纠偏,使得发展朝着建设美好家园方向前进;"佛性论"可以对治"唯科学主义"对世界的祛魅;"解脱论"可以对"消费享乐主义"进行有效遏制,让人们明白生命真正价值之所在;"缘起论"有助于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僭越,让人与自然关系处于调适状态。在现代性视域下,汲取佛教生态智慧有利于促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儒家“一体之仁”观的三个向度——基于生态伦理的追问

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一体之仁"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建立包含调节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的新型伦理学体系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儒家"一体之仁"观的意识论向度内,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与人事活动行为规范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就决定儒家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与调节人与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一体之仁"观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论.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茶山的性命与心:实践道德论

茶山试图建立一种与生活和行动不可分割的儒学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中,他对上帝的自然神论者的解释为人事中的道德和善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他以天命赋予每个人的人性作为道德倾向,认为这种人性是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动力。他用一种他认为可以指导行动,在实践和人伦中完成儒家理想的理论来取代理学,其目的在于理解和发展来自于宇宙和人的理。     

从德性理解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既有一般伦理学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自然作为环境伦理学中最直接的对象,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特性,这是有德性的人将其道德情怀和品性投射于自然的重要原因。人的环境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间接性,这削弱了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效力,稳定而内在的德性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也能保证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规则的实行。德性的实践品性、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在环境伦理学中德性的现实性。立足于德性观察和理解问题,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也有助于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最终目标。     

论道德人格的伦理实体背景及其价值生态

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关系的存在＂中,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意识和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和他者寄身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于人类同时又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人居条件和物质资料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以＂自我＂为原点的这种真实的＂关系的存在＂,构设了＂道德自我＂的社会实存及其型塑的伦理实体生态,进而悬设这一伦理实体生态中的＂我＂的道德人格的价值生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存、身与心和谐共进,以期走出麦金太尔教授所隐忧的＂认识论危机＂,实现现代人生命体认与安顿、道德认知与建构、人性提升与人格完善的伦理学突破。     

人性与人之无限追求

现代经济学倾向于认为,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人的自然本性。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本性是由现代性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把人性建构为赚钱加花钱,激励人们以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或人生意义,激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对人类价值追求的严重误导,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儒家的人生意义论特别值得我们重新省识。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在物质追求方面必须安分知足,决不能继续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创造能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人性的关键就是：在物质追求方面像猪一样知足,但在非物质价值创造方面永不知足。     

儒家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伦理比较

儒家＂人贵于物＂的生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从＂功利＂出发,遵循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哲学思想。而儒家从＂道义＂出发,遵循着＂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将人类的道德扩展到自然界。在道义这一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的生态智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存在着分歧。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万物与人的平等地位,主张爱的平等性,而儒家则认为＂人贵于物＂,主张爱有等差。与西方生态伦理相比,儒家生态智慧更适合实际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从“看护自然”到“智爱自然”——兼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

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观念的探讨,主张以"智爱自然"替代"看护自然"的观念。"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基本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可以阐发为:以"智"为前提,以"爱"为核心,坚持生态整体思维。它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复合自然观--人类生活实践视野下的自然观

从现代实践哲学的立场上看,自然观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蕴于人类生活实践之中.人类生活实践的三种基本类型则意味着自然观的三个层面.因此,从人类生活实践的视角,克服对自然观的片面理解,将自然观理解为一种"复合自然观",是挽救环境危机的一个观念前提.     

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等途径实现。     

略论先秦道家的死亡本质观

儒道两家对于生命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差异。相对于儒家死亡本质观的道德色彩,道家的死亡本质观则更具自然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道家的死亡本质观包含生死命定、生死一体、生死物化这样几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