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心学视域下的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释义

刘宗周晚年撰著的《人谱》是开显其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人谱》正篇《人极图说》将“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天道、地道与人道一体圆融,天道的客观性落实于人道,人道以其主体性、能动性彰显天道之自在性和自然性,天道不离人道,人道开显天道,“即天道即人道”.《人极图说》所开显的独特的“心”学体系,彰明天地万物中最灵与最秀者之“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最精彩体现.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丰富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五行学说,使之成为相当系统的理论,并运用于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历法,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内经》的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该书集中论述五行的地方除《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宝命全形论》等篇外,主要见于《素问》的《天元纪》及以下共七篇《大论》中。这七篇《大论》成文较晚,可能产生于东汉至魏晋之际,系唐人王冰纂入《内经》,距今也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九百余年之久。现代系统论是近几十年才兴盛起来的一门崭新的跨界学科。把如此古朴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并要从中找出一致的地方,很可能遭到责难:“这是把古人现代化!”但是事实证明,《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现代系统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一种对立统一学说,那么完全有理由把五行看作是一种原始素朴的普通系统论。     

《五行篇》评述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份失传的儒家经典——《五行篇》,它给几千年没有答案的子思、孟子五行说古谜,提供了答案。这个五行,不是后人猜测已久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这份帛书提出了德和善两个范畴。它说德是天道,善是人道。德是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即为人心所体认或成为人的道德信念的形而上的天道,以及显现于人性或构成人的道德属性的天道。善是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即为人体所施行或作为道德实践的天道,亦即人道。帛书着重论证了如何始能得道成德、以及如何始能为善的步骤。在如何得道成德、即如何树立道德信念方面,《五行篇》提出了“德弗志不成,志弗思不得”的说法,谓德以志成,志以思得,并分述了“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细节,以及忧患意识及慎独功夫。在如何为善、即道德的实行方面,《五行篇》认为人之为善,乃由于种种相应的“气”充斥体内而起,为此它分述了仁气、义气和礼气,即人的诸种精神状态。此外,《五行篇》还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五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帛书《五行篇》是子思、孟子学派的一份重要文献。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三生万物”中的“三”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开头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一语中的“三”,注家历来解说不一。杨上善注曰:“谓阴阳和气也”;大田晴轩则说:“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笔者认为,老子这里讲的“三”,既非指“阴阳和气”亦非“阴阳交通之和”,而是指“天、地、人”。早在老子以前,中国就有用“三”喻指“天、地、人”之说。《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系统总结——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张立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力作,也是对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系统总结.该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哲学范畴系统及其发展特点。作者指出,中国哲学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确已构筑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哲学范畴系统。这个范畴系统,分为天道与人道两大支系。天道包括天、五行、气、物、阴阳、无极太极、道器、无有、     

卜辞阴阳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 《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 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 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清华简《五纪》思想探微

《五纪》中的理想帝王与黄帝形象是一致的,因此它用很大篇幅来描述黄帝征蚩尤,当是一篇黄帝书。《五纪》中关于“五”的论述受到五行观念的影响且已有尚土的观念,但反映的五行次序既不是相生也不是相胜的次序。《五纪》中虽出现阴阳思想,但阴阳、五行并未合流形成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本篇应早于阴阳家的出现。《五纪》的体系最终落实到“五德”上,而“五德”中又以“忠”最为重要。“忠”包含君德与民德两方面,《五纪》的“忠”偏向君德,要求君主为政公正、大公无私。     

略论先秦两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由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西周以后,原始的阴阳与五行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阴阳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阴阳平衡、阴阳相克、阴阳转化三大理论的形成。从西周初年箕子对原始五行学说作了某些发展后,经过300多年,至西周末年,五行家又将五行与万物构成说相联系,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到了战国中期《管子》一书,有关学者始将二者作了初次的融合。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同时也是当时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他承接《易传·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将阴阳观念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东汉以后,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史上,又出现了与谶纬之说相融合的新的走向。两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又与占卜术、堪舆术相融合,其学术走向又呈新的趋势。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

《学》、《庸》、《荀》偏重在工夫论的角度论“慎独”的意义 ,其所重在一个“慎”字。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 ,则注重从“心贵”的角度对“独”作本体义的揭示。所谓“舍其体而独其心” ,“体”非指身体性 ,而是指礼的仪文形式方面。“舍体” ,应以《礼记·孔子闲居》所论“三无”作解。消解礼的外在形式意义而归于心灵的内在与独特性 ,把“形善于外”的德化作用统归于内心道德自由创造转化其存在的敞开性 ,这是帛书《五行》“舍体”而“独心”的慎独说之基本内涵。帛书《五行》“说”部之“心贵”、“独其心”的观念 ,为子思至孟子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初探

一、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总论我们认为,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的基本方面是“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上天感人的一面。用董氏的话就是,上天用“灾异”或“符瑞”来“谴告”人;其二,是人感上天。用董仲舒话说,就是人受到上天的“谴告”后,“当救之以德,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王符呢?由于他本人是从董学阵营中走过来的儒家门人(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都把他列入儒家之列,也体现在下面我们就要论及的他的思想体系中),所以,在思维模式上,他承袭了董仲舒的“天     

由古今之道而天人之际——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历史根源与王道政治构建

儒家之道源于历史,形成了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董仲舒之"道"是一个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他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提升出王道政治的精义,诠释其王道观以及正、元、仁等核心价值观,试图重建王道理想。其王道政治有二重性: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以民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的思想路径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