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从孙中山看中国近代知行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未曾发生西方式的知识论转向,而是发生了中国特有的知行观转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对知行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重新探讨了知行关系,强调知与行之间的统一不再表现为单个人的"知行舍一",而是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了"知行分任"的结论.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道德知行离合测度数学模型拟构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离合测度理论测量道德知、行的离合程度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知、行离合程序 ,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知行关系”的实践哲学阐释——纪念《实践论》发表80周年

《实践论》提出了广义的"实践"概念,但对实践概念的运用却是狭义的,即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蕴含。狭义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的"大"的认识过程,实践在其中处于生存性的本体论地位,克服了理论哲学从认识论解读"小"的认识过程而造成的知行二分困境。"大"的认识过程中的"知",既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知",又是无产阶级理想信念之"知",为知行合一提供了"信仰"前提。《实践论》作为中国化的实践哲学,既实现了传统实践哲学现代化,又实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使其立足新的思维平台,进而超越了传统知行观。     

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利益和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就为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以简历造假为例,阐述了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原因,提出了缩小道德知行差异的对策建议。     

论实践中“知行断裂”的修正

文章从知行断裂现实表象出发,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知腐行腐、司法枉法、明知故犯、知行相悖的行为寻找理论缺陷,进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实践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为"知行断裂"现象寻找对策。实践中"知行断裂"的修正,须从信仰教育、实践教育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关系的发生学研究——以《史记》“异代合传”为核心

本文以《史记》“异代合传”提供的文献语境考察知行关系这一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的发生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征。在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之间借助言语实践这一媒介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兼容知、言、行三种要素的逻辑结构，因此，知行关系超出认识论而同时成为政治哲学和修辞学命题，其政治哲学内涵即司马迁所谓的发愤言志。知行关系命题在古典时代的逻辑结构和命题内涵对于反省置身于技术体系奴役之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浅谈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知行转化问题

分析当前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状,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知行转化的有效途径进行初步探索.     

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知行观比较

毛泽东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有不同的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知行观是不同的。虽然两人都以革命领袖身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行关系,但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探讨知行关系,对知行孰先孰后的结论是不同的。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先秦知行范畴三论

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和孟子确立了在主观世界中和谐统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为先验论前提下多种知行学说的萌发播散了充满活力的种子。墨子和荀子系统论述了行先知后的经验论知行观 ,并以此为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孕育了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多重萌芽。孔子及其弟子则用中庸的方法 ,多维度论述了知行统一思想 ,其中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蕴矛盾。正是先秦知行范畴的丰富性和不成熟性 ,得以孕育出中国知行观的一切胚芽 ,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     

“知行矛盾”论——当前德育难题的一种教育学沉思

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对当前道德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行”矛盾的现实表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行矛盾”等当前德育难题,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又是道德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文章从教育学的角度对“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一般成因、实质进行了反思,并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合理思路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