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行政不作为及其诉讼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的地位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仅在有关条文中规定了某些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形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7、5 6条,则首次将行政不作为以专门的法律术语形式予以规定。对行政不作为概念的明确,是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前提。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应当恰如其分地反映其内涵,并契合该事物的本质,以作为探讨监督和救济理论的共识性基础     

网络侵权救济的法律调适

立法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指引性、宣示性规定不能给予被侵权人以切实的填补.基于化解网络风险、落实民事赔偿的目的,网络侵权救济应进行多元化考虑.从证明力规则看,事后救济的核心在于恰当地运用公证的电子证据.而电子证据公证的高端化需求使得传统的公证机关举步维艰,应设置专业的网络侵权证据保全鉴定机构,并通过网络公约的宣示在严格网络监察的事中监督的同时促请网络使用人被动知情.而且网络风险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是社会前进中的一种风险与代价,理应由危险共同体承担.责任保险引入的实质即在于分散被侵权人个体风险,实现私权.所以,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及事后救济的多元化救济方式的整合便当然成为网络侵权救济的现实选择.     

物的瑕疵认定标准:变迁、不足与完善

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以主观瑕疵为主、客观瑕疵为补充的瑕疵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的尊重.不足的是,在现行法体系内该标准重叠、散乱、过于抽象,且对建筑物等特种标的物尚无明确规范指引,因此弱化了法典的规范效力,徒增司法操作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借鉴欧盟指令和德国新债法等先进法律文本对我国物的瑕疵认定标准进行细化和补充,以期完善我国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充分保护买方利益.特别是消费者的权益.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小额纠纷诉讼救济机制研究——基于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考量

小额纠纷获得诉讼救济是本质使然。然而,民众即使青睐于诉讼机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也由于成本与效率的顾虑,而在小额纠纷发生后选择放弃救济或观望。但小额纠纷是客观存在的。面对现实,立法者的应对只能是架构一个更简易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也就应运而生。尽管如此,小额诉讼程序也只是解决小额纠纷的一种选择,优势与缺憾并存,不应过分夸大它的价值让其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其实,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小额纠纷的救济途径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简易程序、法院调解、督促程序都可以为小额纠纷的化解提供程序保障。只是有些程序设计存有障碍,应予修正,或搭建一个新的救济平台——集团诉讼,进一步扩充小额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     

论我国生态侵权损害的司法救济

生态侵权突破了传统法学理论对生态损害的研究,它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基于生态环境的损害而遭受不利影响的其他法律主体。生态侵权损害司法救济理论研究发端于生态侵权损害救济的实践困境,致力于司法实践中生态侵权损害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构筑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理论根基之上。在无过错责任原则指导下,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在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原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相当程度盖然性标准的肯定性举证,以及被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否定性举证,二者构成了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核心。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制度的现状、不足及完善

见义勇为是社会之义举。当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之时,见义勇为者因该行为导致的人身损害能否得到充分合理补偿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现行见义勇为救济制度的分析,认为应该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济,要在明确救济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民事、行政、社会保障等救济途径,以确保＂英雄流血不流泪＂,进而大力弘扬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积极行为。     

完善中国农村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社会救济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法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救济法律制度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对策为一:着手建立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的二元社会救济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民间救济的积极作用;二、在科学选优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救济标准体系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推行;三、完善社会救济争议处理机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适用特殊的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程序,以更科学的处理社会救济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生育权存在诸多的立法缺陷.生育权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主体过窄,性质存在争议,生育权的各层级立法存在矛盾以及生育权的法律救济存在缺失等等问题.通过对生育权本质进行探讨,进而阐述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中的主体限制.有些人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人的生育权形同虚设,还有些人在享有了生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却受到了侵犯,特别是存在死刑犯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已婚男性的生育权形同虚设,有些单身女性享有了生育权婚姻自由权却受到了侵犯等不合理情况.另外,侵犯生育权要件的立法疏空,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侵犯生育权难以认定,且现有的对生育权的救济只有离婚.因此,提出立法完善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生育权的概念.建议在今后颁布的民法典亲属编中单独设立"生殖权"一章,并通过离婚及损害赔偿等方式对侵犯生育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救济.     

论产品质量法上的瑕疵给付责任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在性质上应为瑕疵给付责任,属于债务不履行的一种表现形态;瑕疵给付责任的效力在我国立法上表现为补正措施、合同解除(退货)和损害赔偿,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相比,缺少价金减额请求权的规定,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基于交易便捷的考虑,在瑕疵给付责任的实现上应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权利主体不应局限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义务主体以销售者为主导,承担一种较为严格的责任,生产者则承担类似于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     

论遗嘱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兼论遗嘱形式的立法完善

法律规定遗嘱形式旨在确保遗嘱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为遗嘱有效的前提。形式有瑕疵的遗嘱是否有效,应依其瑕疵是否能影响判定遗嘱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而定。法律对不同形式遗嘱的要求不同,形式瑕疵的表现不同,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也不同。     

论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平行进口相关当事人归责厘定

平行进口是国际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长期争论的焦点,各国立场不一,莫衷一是。虽然对平行进口的定义与法律定位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平行进口涉及的是知识产权产品的进出口,属于国际贸易法的规制范畴,已无异议。对平行进口商进口行为定性的研究固然重要,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角色亦不容忽视。对此,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重要国际公约,于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对卖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海关依法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的措施对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的履行也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解读相关规定,明确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有利于平行进口中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为全面审视平行进口提供新的视角。     

学生伤害事故及保险救济的选择

近年来,因学生伤害事故而引起的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日益增多。立法上又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引用不同法律及对法律的理解不一,导致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大差异。2002年8月21日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权责,但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及法律效力有待进一步认定。文章以建立学生正当合法权益和学校教育管理权的冲突与平衡机制为切入点,论证保险救济是转移学生伤害事故风险的行之有效的选择。     

浅析《古田会议决议》的方法论原则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与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是贯穿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三大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贯穿古田会议决议始终,是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精髓,是古田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重要保证。深入研究、挖掘古田会议与决议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我国的增值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增值税是我国税制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型增值税制度“露出了疲态”,它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时代的要求,而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由于其在刺激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直至遵循国际大趋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显突出,我国建立消费型增值税的模式将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论生态损害的救济及其特征

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当前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这种缺失有违环境法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只是解决了受损生态环境中人的损害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却无能为力,因而建立生态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举措。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生态损害的救济也是必要的。与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相比较,生态损害救济具有公法性、补偿性和国际趋同性的特点。     

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政府的灾荒救济——以1929年浙江灾荒救济为个案的考察

1929年浙江的灾情与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均颇具代表性。1929年浙江灾情严重,为此浙江政府建立了相应救灾组织和规范、开展了防灾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灾后救济措施。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但是救灾成效仍然有限,这主要由浙江政府本身的积弊所造成。     

私力救济的现实基础及其法律规制

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交错互补:私力救济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力救济在某些方面又体现了其对“私力”的承认;法律的私人执行及某些私力习惯的法律化体现了二者的交错互补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和谐法治秩序,需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发展肯定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私力救济行为,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土地征用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也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较多的问题和缺陷,如立法不完善、补偿标准低、费用分配不合理、补偿形式单一,等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是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维护我国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