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云岗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周山(又名云冈)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石窟53个,石雕佛像、飞天等大小造像5100余尊,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亦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主要石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0年)。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形图像应用广泛。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东渐,龙在佛教石窟艺术中同样表现非凡,充当八部护法之一的角色。云冈石窟中出现大量龙形图像与其皇家工程有关。它是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北魏民族汉化过程的产物,上承秦汉之风,下开隋唐之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龟兹佛教艺术与阿艾石窟壁画

龟兹是古代西域佛教较兴盛的地方 ,开凿石窟是龟兹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龟兹佛教石窟有其主要内容和特点 ,阿艾石窟则表现出深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 ,是这一时期龟兹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泾川窖藏佛像比较研究

泾川为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泾川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发现,证明了泾川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对照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佛像,可以发现泾川窖藏佛像身上,既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又受到中国佛教信仰的地方性与地域性的限制.由此说明,泾川佛教艺术与其它石窟有相同的经历与共同性.     

龙门石窟窟龛保护修缮工艺研究

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是皇家佛教艺术的典范,然而,窟龛造像上留下的诸多盗凿痕迹,年深日久造成的风化剥蚀让窟龛保护备显重要。窟龛石质文物保护修缮,不仅要有正确的保护理念,更需要修缮人员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是一项要求多学科、多种工艺长期密切协作的挑战性工作。龙门石窟窟龛造像存在的危岩坍塌和渗漏水等多种病害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扼制和科学保护。龙门石窟的青山绿水伴随着辉煌的佛教艺术和精湛的民族文化,正在向世人展示着绚丽的艺术光芒。     

中国陶瓷艺术与佛教文化

中国陶瓷艺术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而佛教的思想观念、佛像人物、佛教传说、佛用器物、纹饰等文化对陶瓷艺术的造型和装饰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使中国陶瓷文化艺术更加丰富多彩。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分析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第一次高峰时期的作品,其雕刻内容博大精深,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其造像样式对后世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供养人是云冈石窟雕刻内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时社会风貌最客观真实的记录。综合分析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对于认识北魏平城时期佛教供养形态及佛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腊和印度艺术对云冈石窟的影响

本文重点对云冈石窟的雕塑特点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希腊雕塑、印度佛教艺术对云冈石窟雕塑特点的影响。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其艺术特点上承汉代之雄浑,远袭希腊之宏伟、印度之华丽,体现佛教之平等,鲜卑之大度,下启盛唐之丰腴,完成了中国雕塑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论云冈石窟反映出的儒家“忠恕”思想——以第9、10窟为例

佛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就与儒学这样或那样地妥协、融和，云冈石窟的第9、10窟虽然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但仍闪现出儒家“忠恕”思想的火花。     

云冈石窟佛经故事的艺术传播方式

云冈石窟雕刻是将佛经故事以石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典作品,在石窟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拟从艺术传播学的角度,对其传播技巧和传播方法进行新视域的研究。     

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女子发式及其特征

从云冈石窟女性供养人早、中、晚期造像的发式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对北魏时期审美特征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变化不仅是当时北魏统治者主动汉化的结果，同时也包括着对魏晋遗风的崇尚与发展。     

大同市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以云冈石窟为例

大同市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和观音堂等都是著名的佛教旅游资源。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分析了大同市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构想,以期为大同市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甘肃石窟寺佛教美术概述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美术源远流长,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为一体,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宗教艺术。中国古代的石窟寺遗存数量众多,甘肃一带更是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许多石窟寺分布各地。由于这些佛教遗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自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对甘肃佛教石窟寺美术等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

北朝晚期,山东圆形石质墓的出现可能源于清河崔氏乌水房对北魏云冈椭圆形石窟的取法。以墓葬形制模仿石窟形制,体现的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做法,是当时地位较高者的权利。崔光推动这种做法,是为了整体提升家族地位,彻底告别平齐民的俘虏身份,以重新树立起门阀士族的新形象。云冈一期的椭圆形窟是拓跋鲜卑石室(祖庙)崇拜和穹庐居住遗风相结合的产物,当云冈二期反映汉化趋势的方形双窟流行时,椭圆形窟又成为与之相对立的鲜卑旧俗的象征。在胡汉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善于随时俯仰的崔光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椭圆形制。     

佛教生态思想与当代美丽中国建设

佛教作为世界观不仅具有诸多的生命真理,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缘起为本的世界观、无情有性的自然观、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和追求净土的理想观等等,佛教的这些生态思想呈现为食素、放生、佛化自然等多种多样的实践方式。佛教生态思想及其实践表现对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论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

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与所谓“正统”的宫廷绘画的殊路异途,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居士艺术思潮兴起于宋,兴盛于元明,延及清末。居士艺术家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想,画所知,力图表达“画外意”。究其精神诉求,大多数居士艺术家表达的也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隐退与政治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