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临界点

本文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迁移的关系及导致中国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原因,运用制度变迁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的退出所导致民工荒和技工短缺对政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并通过把目前城乡收入状况与中国发生重大制度变迁的1978年情况作对比,认为目前的民工荒和技工短缺是制度变革达到临界点的标志。     

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

文章基于粘性工资理论,指出目前导致制造业中“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结构等问题,而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局面,同时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持久性的特殊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种制度上的缺陷,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地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工潮"和"民工荒"这两种延长转移过程、增加转移成本、损害农民利益、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非正常现象.     

论农民工就业与城市化——基于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分析

文章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的就业与城市化。指出,城市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在用工时主要招收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导致了(1)乡村还存在大量低劳动生产率的中年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城市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2)进入中年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因而工作年限成为农民工城市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应用该模型估算出农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需的最低连续工作年限,并对农民工预期工作年限的分析与对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的估算相结合,估算出中国具备城市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利还是弊:“啃老”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子女"啃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数据聚类特征的情况下,发现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照看孙子女则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上述影响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缺乏一致性,也就是存在性别、城乡、年龄、不同经济状况间的差异。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济状况及所在社区情况都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对城市农民工的经济学思考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现阶段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的现象。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如何认识这次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分析了“民工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序引导。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河南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仅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以及务工时间长短方面与正常人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着显著差异。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搭伴养老",弊大于利

"搭伴养老"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从其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引起了社会和老年人的关注.各种宣传媒体也都进行过相关报道,展开了不同形式的讨论.     

Bust after boom: First marriage trends in Australia

Since the early 1970s Australia has experienced a pronounced trend to later and less universal marriage. This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a marriage boom that began with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and lasted for three decades. The boom was the product of three sets of forces: those peculiar to wartime, those emerging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creating a climate favorable to marriage, and those surfacing in the 1960s with the advent of oral contraception. Its reversal is attributed largely to less frequent resort to marriage when premaritally pregnant, the rise of cohabitation as a prelude or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economic forces hindering family 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nge.     

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

外来工工资收入的民族差异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问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36．16元,比汉族低约300元,差距显著。Oaxaca—Blinder模型分解表明,个人特征、企业特征、来源地等变量共解释了少数民族外来工与汉族外来工资差异的58．9％,其中主要来自于前劳动力市场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落后,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外来工的教育成就。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进城农民工子女状况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在以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城乡差异制约下,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尚难以完全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子女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需进一步妥善解决,并且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公平又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样本,并对其15周岁以下子女进行性别年龄结构和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不同流动类型和不同居住地类型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子女的辍学率和就读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甘肃省农民工创业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     

广东人口现代化进程综合评价

本文利用广东省“五普”资料,通过与当代发达国家的对比得出广东省各地区的人口现代化的发展指数。然后综合评价人口的总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得出了广东省以及各地区的人口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指出其地区分布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