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与再造——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社会支持出现断裂.本文在对社会支持与后单位制加以诠释的基础上,指出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表现在四个方面: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被剥离;个体难以通过单位组织的力量表达、捍卫自己的利益诉求;冷冰冰的劳资关系取代了单位制下的关怀与脉脉人情;社会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断裂,并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加以说明,据此提出实现社会支持再造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社会的变化及其治理困境——基于民主与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国有企业改革、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加等,从基础性层面对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单位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引发了单位制社会在控制机制、制度空间以及单位形态上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后单位制社会时代,带来了以员工利益为核心的工资、保障、福利等诸多层面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从而改变了单位治理的旧有格局,增加了单位治理的复杂性。实现单位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单位民主,通过民主的利益均衡作用实现工作单位社会内部利益的均衡与协调,促进工作单位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单位制的演变与信访制度改革——以信访制度改革的S市经验为例

改革前信访制度就具有穿透单位体制的特征,改革后逐渐成为体制外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首选路径。十几年来信访形势和信访工作性质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渐稳定的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结构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增强的压迫。在原有政府管理体制内的某个局部职能机构中扩展功能,应对原有体制覆盖之外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是S市经验的主要特征。当今中国已分化为相对松散的社会,上访事件和集体行动是局部的、有清晰边界的,其基本诉求是对物质利益的补偿性要求。信访制度改革要从维稳思维中走出来,把信访机构作为体制外社会群体与国家沟通的主管道。     

社会支持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从刚性管理向柔性支持范式的转变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来看,社会管理国家化解体带来了社会支持系统的断裂,即单位制的解构不仅造成其所履行的社会支持功能的丧失,更造成社会支持网络的破坏。因此,从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角度来看,社会管理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计划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重建社会安全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救助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等,变社会管理的刚性管理为柔性支持。     

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制度实证研究——以G省H村为例

通过对H村的实证调研,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存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三种模式。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呈现出政府强势主导与村民被动参与的格局,即政府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积极组织者,村民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被动参与者。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治理模式。从事社会矛盾预防的主体系统极不利于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良性发展,对此有必要进行改进。未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应扩大村民代表的参与,创建利益表达管道,建立村干部与村民二元甚至多主体治理的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分配制度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演变

采用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个人建构社会网络的策略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网络建构的变化。在单位制时代,再分配制度决定了个人建构社会网络的努力更多地体现在单位内部。在后单位制时代,混合型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分散化和市场化,行动者建构社会网络的行动在多个场域同时进行。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组织化重构,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和各类社会团体管理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组织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通过社会团体把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信仰的社会群体纳入受政府控制的相应社会团体中,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和整合。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日渐凸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还较弱小,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只能直接接触,从而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温床.而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任务,斩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效地规避了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通过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将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     

城镇退休职工从单位养老模式向社区养老模式的变迁

单位制的部分解体、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等一系列的外生因素使单位养老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促成了对养老模式的根本变革。纯粹的单位养老,过渡状态的社区养老,完全意义的社区养老则是目前出现的比较复杂的养老模式的局面,社区养老对单位养老的渐进替代是可供选择的变革路径之一。制约退休人员实行社区养老的因素,既有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有社会层面的问题,还有观念意识层面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渐进式推进改革,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是由单位养老转向社区养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江苏案例研究

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利益差异日益明显,利益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这要求基层政府必须对日益增强的利益诉求意愿做出积极的回应,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基层政府利益差异和利益冲突的包容能力.这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也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路径.以“苏南”的苏州和“苏北”的淮安为样本,各选取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案例,从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比较两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差异,可以评估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成效,揭示其创新规律,探究其发展新趋势.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问题与应对方略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就,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形式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还面临概念认知存在偏差、组织载体建设滞后、管理方法手段单一、政策法规很不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偏颇、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全面理解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组织载体建设、丰富管理方法手段、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等措施来促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论司法创新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功能、条件及限度

司法对社会管理具有维护利益表达、促进政府法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司法创新能够实现能动司法及司法效用最大化、调节和化解社会新的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引导和优化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要发挥司法创新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司法创新还须遵循一定的条件和限度。     

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

本文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探讨了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是何谓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二是为什么要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怎样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     

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单位体制的一元化城市社会整合模式格局。在当前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的二元化格局中,单位体制依然是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形式,但社会变革使社区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日益显现出不容忽视的扩展趋势。     

从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看中国和谐社会之建构

分析涂尔干“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观以及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即重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伦理,并发挥职业伦理的社会整合作用;建立和完善代表各职业群体利益的民间组织,使之在与市场、政府的互动中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