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事再审理由的检讨与重构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事后的补救程序,是通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行决和裁定予以撤销,对案件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能够引起法院对民事案件再一次审理的法定事实与理由,就是再审理由.     

对我国民事再审理由的检讨与重构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事后的补救程序,是通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撤销,对案件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能够引起法院对民事案件再一次审理的法定事实与理由,就是再审理由。科学地设定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的目的——对实体正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与职权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特殊的诉讼构造,要求科学定位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赋予其相适应的职权。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出发,由超然性到能动性的转变呼唤检察机关成为隐形化的法律监督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其角色相适应,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职权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调查取证权的运用以及撤诉权的规制,从而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效能。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分析

目前 ,我国司法界展开了检察监督制度的废存、检察监督范围问题的大讨论。究其实质就是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哪些职权、每项职权的范围有多大存在分歧。对此 ,笔者认为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寻找依据不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而会陷入“以命题的正确为已知条件来证明该命题的正确性”的逻辑怪圈。鉴于此 ,本文从国外立法入手探讨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 ,旨在确立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正确的职权观 ,并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作点贡献。一、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的　　　　比较与评析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     

检察职权的内部配置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是行使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检察权。因此,检察改革必然涉及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调整的问题。从检察改革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看,检察改革的绝大部分任务,都与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行使有关。检察改革之所以始终是围绕着检察职权配置进行的,是因为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检察改革始终不变的目标。检察改革如果缺乏对检察职权配置系统清晰的认识,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如果违背权力配置的基本规律,就会盲目进行,就难以达到党和人民满意的效果,甚至连检察机关自身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并且可能使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这样的改革,难免走上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道路。本刊编辑部认为,在检察改革中,只有充分考虑检察职权配置的优化问题,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职权,才有可能保证这些职权的充分有效行使,才有可能通过检察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以"司法改革与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国家权力的分配和优化,以及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权优化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     

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检讨

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在诉讼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 ,如何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 ,制度运作与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职权调查制度不相适应 ,在新的诉讼证据规则面前缺席判决制度更加难以运作 ,在撤诉情形下缺席判决制度形同虚设。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有作为。     

我国人大职权设置的制度逻辑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我国人大享有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以及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然而实践中,我国宪法赋予人大的强大职权从未充分完整地行使过.要真正坐实人大职权,还有待重新反思我国的人大理论,逐步理顺人大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对我国竞争法律制度的检讨与展望

本文在分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背景、执行效果、司法力度等方面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当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双轨并行的竞争法律制度。     

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近代中国审检关系探析

近代中国审检分立司法体制的建构始自清末司法改革。在近代中国,审判与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上先后存在过审检合署制、审检分设制与检察官配置制等几种模式。在职权配置上,基于分权与制约的原则,近代中国审判与检察机关之间既有因控审分离的制度设计而相互独立的一面,又有出于防止司法滥权的目的而相互制约的一面,其中尤以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行使职权活动的监督为重心。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从世界范围看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存在诸多的缺陷 ,这些缺陷主要是立法原因造成的。重构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必须与再审制度改革相衔接 ,以加强监督、完善监督、有效监督为目的 ,对现行民事检察制度进行合理改造。     

论检察机关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现行行政诉讼法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天然"缺陷,导致"事不关己"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无一例外地陷入困境,亟需在立法上构建与之相应的制度。三种行政公益诉讼启动程序各有利弊,而三元式启动程序最佳,必须在坚持三元式启动程序的前提下,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设置三种机制,以完善检察机关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从侦查监督角度分析我国的检警关系

检警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比较研究我国检警关系之特点与不足,指出侦查监督不力不利于公正,以及检警配合不力影响效率等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立法、充实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具体内容以及建立制度、积极开展引导侦察、取证等途径构建新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检警关系。     

我国检察机关应当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诉讼 ,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也是各国司法体制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 ,这项制度更有其重要意义。担负着法律监督任务的我国检察机关 ,对侵犯国有资产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可以使我国的国有资产置于国家直接保护之下 ,可以有效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也有利于实现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公正、效率和效益。我国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权限 ,使之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一切不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以维护社会的经济法律秩序     

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

人类社会对权力制约的探索,存在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及独立设置监督权的两种路径。中国法律监督制度正是后者的一种现实体现,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呈现出制约权力的基本特征。从制度渊源看,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和御史制度、前苏联和现今俄罗斯法律监督制度、西方议会监察专员制度都与之息息相关。我国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应当恢复法律监督的本来含义,采取检察建议、行政公益诉讼和查办职务犯罪的形式,尝试对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结合各地检察机关的实践，对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等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检察机关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定位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司法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回应。环境司法专门化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需要兼顾环保需要和法治稳定。基于时空整体的环境法治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生成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司法经验与立法理性的无限往复和有序提升。检察机关应当在这一制度生长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位置。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复议在当今社会中应当发挥解决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的重要机能,但目前行政复议的公众认同感下降,办案质量不高,应然效果不彰。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问题是现行管辖设置不科学、复议机构不合理、审理方式单一、审查程序不透明、办案人员素质不高。针对这些问题,积极回应解决行政纠纷的实际需要,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系统的完善,但这种重构应在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本色"而非司法化改造的框架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