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经济学理性变迁及其伦理复归

完全理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模型分析和逻辑推演一直伴随着学界的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基于对理论演化与实践发展的论述,阐明了有限理性学说的成长与发展在体现经济学理论诉求的同时,动摇了主流经济学之根本,开辟了对经济行为决策的组织内研究。而从有限理性延展出的对经济学伦理考量的复归,对经济理论和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和发展

从传统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主线出发,指出了一个探讨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主流体系及未来发展的新视角,即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局限促使经济学基本假设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现性的完善,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行为经济学根据对现实人的心理分析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得以修正和发展了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并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     

演化经济学研究综述

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经济学以惯例、新奇和选择为核心范畴,在有限理性、多样性和时间不可逆的假设前提下,利用自组织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分析框架及工具,在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研究领域进行了应用.     

交易就是有效率的吗——对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再思考

本文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完备理性的假设 ,指出在现实世界里经济人理性的缺陷 ,这就否定了经济人理性完备性 ,从而提出有限理性。作者指出现实世界中 ,有限理性是信息不对称的必然推论 ,由此指出 ,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 ,交易才是有效率的。     

“凯恩斯革命”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凯恩斯革命"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并常有"凯恩斯革命"是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的提法。实际上,"凯恩斯革命"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作出调整是出于时代的需要。它修正的仅仅是与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相抵触的部分前提假设(操作范式),并未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硬核中的观念范式和规则范式。"凯恩斯革命"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中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它将传统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调整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以此调整后的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演绎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法则,创建了"有效需求不足原理"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凯恩斯革命"不仅使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完成了从微观向宏观的飞跃,而且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与实物经济的二分法融为一体,形成了货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模型体系,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新纪元。     

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之一.自其提出之日,就遭到学者广泛而激烈地批评,但似乎并没有妨碍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攻城掠地,形成目前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直至目前,也没有看出它放慢侵略的步伐.在表象背后,必然有对理性人假设的现实需求,必然存在其内在合理性和重要价值性:首先,理性人假设是一种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研究所必须;其次,理性人假设是追求最大化,而非实现了最大化,梦想能否实现是受制度、技术、文化等现实的约束;再次,相比其他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它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最后,它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前提.     

"理性人"假设的发展及其方法论意义——仅以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为例

"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它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拓展偏好指向、明晰约束条件、确立实现方式、探究心理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其蕴涵的方法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的现实性、"理性人"假设发展的具体方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心理学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再审视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理性是没有情感、社会正义和道德意识的理性。现代心理学更为关注个体内部因素,如情感、认知等,对其行为的影响。可以说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的研究有助于传统经济学对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和克服。     

对经济理性假说的批判与思考

经济理性假说是隐含制度规范意义的行为假设。由此带来了新古典经济学危机。经济理性假说有其优点与缺陷,通过对Simon有限理性学说、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Albin对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改向作出了预言。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笛卡尔“慷慨”概念中的意志与理性问题

慷慨是笛卡尔道德学的核心概念.笛卡尔对慷慨的定义和慷慨者的德行的描述紧扣意志和理性这两个要素展开.意志和理性是慷慨的基石,慷慨者从自尊到尊他、从利己到利他的度越,其根据就在于意志;而理性则为慷慨者的意志坚强、慷慨者关于善恶的判断提供支持.笛卡尔看到了人的理性的限度,为弥补理性的缺陷,在慷慨者进行道德抉择和道德实践的具体场合,笛卡尔并没有彻底忽视适当地遵循法律与习俗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斯坎伦和帕菲特论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基于理性、理由及个人的阐述

从西方传统的理性概念出发,分析“理性”及其衍生的理由、合理性等相关概念,通过聚焦当代道德哲学以理性和理由建构证成原则的两大代表——斯坎伦和帕菲特——在这几个概念阐释上的同异,特别是他们在“不合理性”上的分歧,指出在多元的世界里,个人的道德处境是我们需要廓清的主题。     

有限理性與彩票消費——彩票購買者赢錢動因研究

人們購買彩票主要有兩種動機,一是為了消遣娛樂,一是為了赢錢。消遣娛樂的動機比較容易解釋,因為人有追求刺激和變化的需要,但赢錢的動機則難以解釋,因為購買彩票的返獎率只有50%,購買彩票赚錢總體而言是不現實的。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理論有助於這方面的解釋。按照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的理論,通過購買彩票赢錢的動機是人們"理性有限"的表現。具體的表現主要在如下方面:購買者對彩票遊戲的隨機性缺乏正確認識,以為通過自己選彩票號碼可以影響遊戲結果;錯誤地認為看起來更帶隨機性的號碼中獎的可能性更高;不知道中大獎的概率及其含義;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中獎號碼的規律;對差一點點中大獎的經歷產生錯誤的看法等。本論文通過對廣州1101名彩票購買者的調查,驗證了有限理性的理論對為赢錢而賭博的動機的解釋能力。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对这一流派的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它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是把握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关键。行为经济学不仅在分析范式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而且通过过程理性替代实质理性,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     

基于有限理性的投资项目评价与决策研究

现行的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隐含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但现实中的人做不到完全理性。西蒙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项目评价与决策的有限理性有多种表现。决策的三要素——目标、方案、决策行为,都很大程度地受到有限理性的影响,并会导致一定的决策效果偏差。有限理性对于不同类型项目的影响方式又有着重要的差异。为应对有限理性的消极影响,应对决策活动进行一些规制：首先,调整决策预期和决策行为,既然最优选择可遇不可求,能够获得满意方案即可;其次,在决策方式上,灵活地采取诸如群体决策、集中／分散决策、柔性决策等方式,来尽量消除有限理性的影响。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