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词人与北宋党争

苏门词人的活动时期几与北宋新旧党争相始终,他们的命运沉浮可以说是与党争息息相关。隶属于旧党一派的苏门词人在新旧党争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考察他们与党争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试论北宋党争下苏门词人的心态

苏门词人最初大都抱有一种积极的参政意识入仕,但愈演愈烈的党争使他们的用世之心受到打击,也使苏门词人产生了畏惧诗祸、文祸的心理,用世之心日渐消退而归隐之心日趋增加,佛老思想成为他们在遭遇党争打击后新的精神寄托。     

《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

从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角度来探讨《水浒传》与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水浒传》与北宋党争之间主要存在三方面关联:首先,《水浒传》作者感情倾向倒向元祜党人;其次,《水浒传》存在的“尊北黜南”的叙事模式与北宋新旧党中存在的南北之争相对应;再者,《水浒传》存在多处否定新党的言语。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王船山对奸臣的批判——读《宋论》

《宋论》是王船山的一部重要的史论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王船山以无比义愤的心情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宋朝各个历史时期奸臣的罪恶行径,充分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思想感情。一王船山对赵普、童贯、蔡京、王黼、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奸臣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有：1、批判奸臣们屈膝求和,投降通敌的罪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北方夷狄进犯的问题,面对夷狄的野蛮进犯,是进行坚决的抗击,粉碎敌人的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还是屈膝求和,妥协投降,在敌人的淫威下苟延残喘,为此主战派和主和派进…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

北宋时期 ,在统治集团的刻意压制下 ,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明显下降的趋势。作为群体的北宋武将队伍 ,不仅缺乏以往历史上军事将领的用兵谋略 ,而且普遍弱化了果敢顽强的基本品质 ,呈现出怯懦萎靡的精神状态。这种趋势在宋太宗以后愈演愈烈 ,在宋仁宗时代达到了顶峰 ,从而直接影响到国防能力 ,是造成宋王朝“积弱”的直接原因之一     

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

衙前是北宋的一种职役 ,担负收管官物的重任。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 ,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 ,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从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到合流为小吏 ,这种转化是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     

北宋词"悲剧性和解"现象论

悲剧性和解是北宋重要的词学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北宋词为改善悲剧性生存处境,通过损伤文体特征,与政治理学、诗教传统达成和解.和解现象的本质是生存策略的延缓性、文化策略的迁就性、和解过程的悲剧性.和解现象是北宋调和性国策、适应性哲学、整合性文化以及北宋人的包容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对雅化而言,和解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词体演变的内在轨迹.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论北宋后期词的诗化形态

北宋前期词,多数作品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歌曲的歌词的类型化、感官化、设想化的形态,词中还较少看到词人真实的、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胸襟怀抱、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的抒发。词至北宋后期,词的抒情内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超越了作为流行歌曲歌词的层次,而具有了个性化、心灵化、真实化的品格,呈现出诗化的形态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定论。实际上 ,“不问阀阅”并不等于“不问门第”。在以特权和等级为基核的宋代社会 ,崇尚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缔结婚姻关系时恪守的原则。此外 ,与宋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 ,“以才择婿”也成为世家大族择偶的重要标准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在辽宋西夏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尤其是在防御北方辽朝的过程中,黄河防线的军事建设被宋廷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反映到现实中,这不仅在君臣的言论中多有彰显,也突出表现于北宋对黄河沿线驻军的高度重视及东流、北流治河方略的长期纷争、军事防线建设的持续开展之中。北宋王朝对黄河军事防御战略的贯彻与实施,虽是其“守内虚外”政策的一种产物,但客观上则对防御辽朝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论北宋范祥的盐政改革

范祥是北宋中期著名的盐政改革家和擅于治边的地方长官.他在主持陕西盐政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盐政改革.他所创立的"钞盐法"对两宋及后代的盐政都有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范祥盐政改革的历史背景、具体措施、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以期对北宋中期范祥的盐政改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

归明人是北宋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北宋官方话语中,泛指所有投归赵宋政权的少数民族人口.北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采用了既优待又限制的双重法律控制措施.其中,法律优待以赐田、授官、收恤为中心,法律限制则主要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受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官方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对北宋归明人法律控制之法的考析,可以窥见北宋发达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法制.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一道德论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一道德论盛行一时,它要求用儒家的圣人之道来统一全社会的学术思想,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的指导。这一思潮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达到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引发了儒家学派内部对一道德思潮本身的反思。反思涉及政治、经学、义理等各个层面,促进了儒家学说由经学向理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