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     

略谈上好《法律基础》课的“四性”

本文论述了《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四性”原则的运用问题。认为在教学中应加强其科学性，突出课程的思想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其实践性，同时，还应掌握良好的教学艺术，使教学能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性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

《狼图腾》在叙事方面的创造力首先表现为作者所采用的"嫁接性"叙事文体。小说主体叙事和"理性探掘"两部分相得益彰,其叙事理念在小说叙事主体部分通过"狼性性格"得以塑造,而在"理性探掘"部分以思辨的方式得以强化。诗和议论结合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寓理于情,在情理交融中完成作者对"狼图腾"精神的塑造和烘托,有助于作者引导和掌控读者对小说叙事理念的接纳。     

<<诗>>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籍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了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偷”诗趣话

“偷”诗不同于剽窃。“偷”诗是熟读之后，或赏其同，或爱其意，或醉其情，久而久之，待自己下笔时，便有意无意地将前人的佳作“化”为己有了。“偷”诗自古有之，形式多种多样，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唐人张怀庆。据《大唐新语》载：李义府尝赋诗日：“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张怀庆则云：“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白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与古代诗文创作、接受

作为第二次启蒙文化背景下的有机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形态,体认语言学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和“像似性”语源学基本原则。在此理论视野下,文章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逐步形成“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此种现象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尤为突出。从《诗经》的赋比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到楚辞的比兴象征,从汉魏辞赋的“联边”辞修,到后代的“联边诗”甚至是“神智体”诗的出现,率皆为“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影响下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结晶。     

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考

方言词汉字记音形式的不同会影响到方言词的词义变化。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yangxing[ia?■⁵⁵i?⁰])有多个不同的汉字记音形式,以“羊性”“洋性”为主,两者在词义、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关联。考察“羊性”源流,发现词化后“羊性”最早出现在《醒世姻缘传》中,随后逐渐引申出“盲目从众的”“追求新奇的,好奇心重的”“放肆的、不受约束的、不听从的”等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变化,方言词“yangxing[ia?■⁵⁵i?⁰]”的汉字记音形式中记音字“洋”逐渐替代了“羊”,濡染混同,“洋性”延展演化出了新的意义,并经过不断复制传播,逐渐由单纯的记音形式变为常用词。     

《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白鹿原》深厚的历史生活描写、深刻的文化思考和人性揭示,使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当我们把《白鹿原》视为一部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时,小说承载的中国故事,就成为读者不断进入历史想象的生发点,而在作家"希望达到而未曾达到"的文本之间,又潜藏着批评家和研究者多向度阐释的种种可能。这既给了我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诸多启示,也给了我们有关中国文学未来命运的深远思考。     

“山-海”之间的文化意识与无意识——文本“谱系”中的《在山的那边》

《在山的那边》一诗的“信念”主题是在经典化过程中和特殊的文本“谱系”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进一步考察该诗的文本“谱系”,并将此诗重新归置于“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可以打开其“信念”主题之后不同寻常的隐秘的文本空间。此诗在“山-海”对立的结构形式中表征了“八十年代”“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缺失或不满,即“求诸于外”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失父/寻父”的无意识。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北方方言中“VC了”能性动补结构及能性义由来

汉语史中“VC了”构式最早是结果补语式，至迟在清代文献中的未然语境中发展出表能性的用法，此种用法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基于陕北晋语语料的考察，可以判定陕北晋语中普遍使用的“VC了”(“了”通常写作“叻/嘞”)能性动补结构与其他北方方言的能性动补结构“VC了”具有同一性。北方方言中“VC了”从表结果到表能性是受动补结构“V得C”由表结果到表能性类推作用的结果。其能性义是由整个“VC了”构式来表达，而非构式中的某一个组成要素。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 ;在文化转型时期 ,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周人的“敬德”思想与《诗经》

周人的“敬德”为其政治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 ,《诗》在内容方面受到“敬德”思想很深的影响。《诗》不仅是周人“敬德”思想的一般反映 ,也代表和体现了周人文化的最高水平 ,是周人文明的象征。《诗》既是它所产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必然反映 ,同时又逐渐变成文化思想的载体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的范畴 ,而更具有政治道德伦理的意义。它处处表现出的“敬德”思想 ,属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