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皎然与陈子昂的诗学分歧——兼论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

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处在高宗、武后时期,此期文坛的主要使命是批评齐梁文风,倡导汉魏传统;皎然活跃于大历时期,此期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创新来实现对盛唐的超越。二是诗歌理想不同。陈子昂所重的是慷慨悲壮、雄浑激昂的阳刚之美,皎然则恰好相反。三是诗道观不同。皎然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陈子昂则更注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四是两人的文学史观及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同。皎然的文学史观继承了刘勰等人的辩证思想而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主张变中有复,方法上主张论代和论人的统一;陈子昂则主张复多变少,方法上更着眼于整体,对个体的多样性顾及较少。这些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前提。     

信息社会下的民法典——兼论法典化之时代使命

一如两百年前一样,人们似乎依旧习惯于仰仗国家来统筹整理法律,并借助综合性法典来展现法律。文章将探讨这种信赖在法典编纂中的合理性。文章着力论证,在信息化时代,法典编纂的法律信息供给功能可以借由比依赖国家创设法律体系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社会使得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并赋予了市民选择法律来经营生活的可能性。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在编纂法典以实现法律信息的系统化供给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法典化活动能够满足当时的法律信息管理需要,但是传统的法律编纂方式却难以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这促使法律需要以不同的姿态面向大众——在国家编纂法典或法律科学的形式之外,借助多元的可供受众选择的法律信息管理模式。     

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角色的嬗变与重构——兼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话语建构

信息化时代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使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受到冲击。探讨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理清思政课教师权威与思政教育话语的内在关系,提出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     

论爱与自由——兼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

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那么,什么是爱?在对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爱就是不从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由各种优越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在存在论则意味着,爱就是守于自由存在而让他者自由存在。因此,真爱他人如真爱自己一样,就在于维护、尊重、扶持一个人之为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这种真爱不同于亲情,它可以泛施于人人而无差等,是为普世之爱;亲情则仅限于亲人之间而浓淡有别,是为亲亲私情。不违普世之爱的亲情,才是健康合理的;违背真爱的亲情必将腐蚀一切普遍正义而成为社会的瓦解器。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     

市场经济与人的现代化——兼论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对于影响人的现代化的因素的探讨不能只注重具体的一些组织机构,而是要把宏观环境、尤其是人群所处的经济体制考虑在内。考察市场经济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市场经济以其独特的机制对人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世界历史理论解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兼论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预言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其最终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预言迟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教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伪。对此,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驳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市场神话"的虚伪,明确"市场"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的监视和保护之下。民族国家曾经挽救了市场经济,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构架遭到了削弱,全球市场与全球政治不能平衡,必然导致市场的最终失控。因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预言依然有效。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现实意义——兼谈哲学的痛苦与消解

哲学的本质特性及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了哲学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停追问和深刻反思。冯友兰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哲学不能离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去玄谈,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面的人生境界,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地,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     

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关系——兼论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

违法性包括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两个侧面。在理想的、应然的层面上,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是统一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由于立法技术、语言的特性、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调整对象的流变性等因素的影响,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在司法实践认定过程中,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或多或少会出现对立和冲突的情形。为了确保违法性判断的正确性,法官必须用实质违法性标准——法益侵害与职责违反,来对形式违法性的判断进行了实质的验证。只有这样,才能既坚持罪刑法法定原则,又防止将不值得处罚的行为入罪。     

解读经济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市场秩序完善的内在机理与基本思路

九十年代初尤其是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问题。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有关经济市场化、制度与秩序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市场化本质上是经济、法律与社会三种秩序维度相互依赖、整体互动、协同演进的过程这一独特的秩序演进观点,并藉此解读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非均衡推进"特征集中体现在外在上的明显梯度、层次推进与深层上的法律、经济与社会三种秩序维度演进程度的差异。文章结语部分概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市场秩序的若干建议。     

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发展——兼论社会制度系统的适应性变革

人的本质具有多重性,主要包括劳动本质、社会关系本质和共同体本质;人的多重本质均具有动态发展性,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制度系统的日益完善而不断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趋进。当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人的多重本质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其就业极化和收入极化效应使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丧失劳动机会、严重社会区隔以及落入“第四世界”而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风险。这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社会制度系统进行新的适应性变革,特别是主导性思想观念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     

论刘裕北伐后秦与南北对峙的形成——兼论弃守关中之原因

东晋权臣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裕由此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得以成功地代晋建宋。此役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与民族势力的分布,为北魏统一北方提供了战略机遇,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开始向南北对峙的方向演进。对于刘裕而言,弃守关中的首要原因在于刘穆之猝然逝世导致京口集团内部发生力量变动。考虑到东晋的实力和战略全局,放弃关中是有利的战略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兼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之理论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多面的,想要实现新的叙事模式并构建自成一派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对后现代性话语作出回应和超越。后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与在场离不开西方社会的文化与危机,但它不但没有反映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现代性问题,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号召力、社会凝聚力、政党公信力等产生了负面影响。以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为例,其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图景和社会方案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匹配与兼容,其执行性更加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于超前与理想化。总结实践与理论,正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文明发展特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团结凝聚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才实现了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     

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之提倡——兼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

超法规期待可能性可否作为免责事由,存在肯定说、限制说和否定说三种主张.德国通说持否定立场,而日本通说则持肯定观点.结合刑法理论,在对有关观点进行梳理后,能得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致性、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且有助于实现刑法适用的实质正义和预防犯罪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法治环境和各种矛盾聚集、显现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肯定并提倡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从而实现期待可能性的功能和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旧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理论——兼论马恩为何是旧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

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甚至将其当作后者的一个别支,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各种曲解的产生原因之一。实际上,二者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同的理论。旧劳动价值论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来源,其中有的从生产成本角度,认为一切成本归根到底是劳动成本;有的从先天的道义角度,认为劳动理所当然地必须得到交换价值的回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它不再把劳动仅仅看成个人的活动,而是看成创造历史的作为总体的"社会劳动",个人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着人与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集体生命的结晶的价值实体,通过使用价值载体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物质化的社会关系。于是通过社会总劳动所生产的全社会的产品体系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体系。     

民法与宪法关系之逻辑语境——兼论民事权利在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

近年来,一些学者之所以在民法与宪法关系上提出民法根本说的观点,除了现实语境中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他们在逻辑语境中混淆了"法律部门"和"法律形式"与"民事权利"和"民法"这两对法学基本范畴.如果在法律部门的语境下谈民法,则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应该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形式中,包括宪法.因而宪法也是民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民法不能脱离宪法而独立成法,也就无所谓民法与宪法谁是根本法的问题.如果在法律形式的语境下谈民法,则宪法是根本法,民法典属于法律,从属于前者.不仅中国宪法和立法法这样规定,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民法典非常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如此.宪法比民法更"根本"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宪法和民法都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起点和终点,而宪法所规定和保护的民事权利与民法比较起来应该更具有抽象性、原则性和基本性,因而与民法所规定的比较具体的民事权利相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包容性、稳定性和适应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宪法通过控制国家行为、尤其是通过控制立法权来保障民事权利,而民法则是通过控制个人行为来保障民事权利,前者控制的危险性比后者大得多,因而工具效力也自然比后者大得多.     

论案外人能否成为再审程序的第三人──兼论我国再审程序与外国异议之诉的科学性比较

本文从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司法实践和外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等方面论证了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不能成为审判监督程序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论证了我国的再审程序比德、日等国的异议之诉更为科学。     

构建和谐社会与协调社会基本矛盾——兼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内容之一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协调社会基本矛盾；我国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内容之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重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中把握统一。     

古与今的桥梁：巴托“美的艺术”观探析——兼论康德对巴托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传统,巴托建构起一套“美的艺术”,是对“美的自然”的模仿的艺术观念,这套艺术观念因陈旧的内涵无法支撑起艺术自律。跟随潮流,巴托又为其传统理论框架下的艺术观念赋予了许多新鲜内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从而在艺术观念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桥梁角色。之后,康德又继承并超越了巴托。康德沿着巴托开辟的道路,将在巴托这里已显露头角的诸多观念系统化、完善化,并以“自由”与“理性”重新定义艺术,在颠覆古代艺术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分类逻辑,从根本上为艺术自律寻得根据,最终确立起“美的艺术”观念的现代内涵。     

论王维《与魏居士书》——兼论王维作品被“误读”之深层原因

《与魏居士书》确实反映了王维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但王维写作此信不是旨在为自己辩护,而是试图说服魏居士出仕以报效朝廷。魏征后人的贫困是王维十分关切的问题。晚年的王维孤苦伶仃,为朝廷尽忠是其余生唯一的追求。批评王维的诸多学者希望王维退出“浑浊的官场”,但当时包括高适、岑参、杜甫等大批诗人都在想方设法投身其中。“以隐为仕”是初盛唐文人普遍的风气,不能用“亦官亦隐”“独称”王维。王维受释道思想影响很深,但儒家“不废大伦”、积极入世才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历来对王维的《酬张少府》《竹里馆》等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王维集中“辋川之什”以及系于“天宝下”的不少作品反映了王维对朝政之关切与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