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来自华中等6个地区550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与思考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站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全局高度,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针对“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报考动机不纯、专业不对口、保障机制不健全、随意借调现象严重、“传帮带”制度缺失等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大学生“村官”选拔对象和选拔标准,建立完善大学生“村官”岗中和岗前培训,加强“村官”管理部门的监督工作,规范借调和考核制度,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构成艺术悲剧的要素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没有关于悲剧的专著论述,但他是准确地把握了悲剧的本质的、这一句话在揭示悲剧本质方面,超过了历史上一切悲剧论述的总和。我们不必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定义相比较,(见《诗学》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我们只和近代公认的对唯物主义美学有过卓越贡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定义相比较,就可以看到鲁迅的论断是多么精辟。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这个定义似乎把生活和艺术中一切悲剧都包括无遗了。”(《生活与美学》第33页)但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说得     

悲剧:中国与西方——中西悲剧的文化思考

西方的理论家认为,“悲剧几乎全是西方世界的现象”中国的理论家亦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中国文学无悲剧”以一个有无悲剧艺术尚存疑问的国度同悲剧作为其自身“特产”的西方进行比较是相当冒险的,所幸笔者并非始作俑者。一、悲剧的特质与观照视点悲剧艺术发展至今与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作为对悲剧艺术实践反思的悲剧理论几乎与之齐头并进,同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今人们还在争论着悲剧是什么,悲剧不是什么这样古老的命题。我认为,对悲剧特质认识的歧异正是中西悲剧艺术比较的首要困窘,不同的悲剧本质规定必然严重影响对中西悲剧的感悟和体认。     

论近年来高校“概论”课实效性研究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如何提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简称“概论”课）实效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中国古典悲剧论

中国悲剧理论的诞生,理应是在有了悲剧这种文学样式之后.宋元时期,中国戏剧产生并兴盛了起来,中国悲剧也随之产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确地以“悲剧”一词冠之.“悲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的.但并不能就此说,此前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乾隆58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与乾隆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他在他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说:“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马嘎尔尼用tragedy一词,明确指出中国戏剧中是存在着悲剧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悲剧是符合当时一个普通西方人的悲剧观念的.中国悲剧发展到清代是承继了前代悲剧的传统的.面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悲剧常冠以“怨谱”、“苦戏”、“哀弦”等名称,而且也没能形成蔚为大观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悲剧理论体系.我们只是在他们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中窥见星星点点.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正确辨析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若干“等式论”驳议

放眼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为人类贡献了全新的文明形态。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也证明,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本不会产生争议。但是,海内外却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等于‘现代化在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等于‘中国模式’”等谬论。针对这些所谓的“等式论”,我们必须进行辨析和回应,才能以更为清醒的状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五十年论略

新中国建立五十余年来 ,先后于上个世纪 6 0年代初和 90年代中明令公布过两个在内容和构型方面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时代特征的教育方针。其共通之处在于 ,它们均由教育的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三要素所构成 ,并且都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其差异之处在于 ,前一个教育方针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培养劳动者 ,后一个教育方针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 ;其不足之处在于 ,内容庞杂、结构陈旧、语言繁复、逻辑关系混乱 ,而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题词则可以避免其不足 ,因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 ,以立法形式将“三个面向”厘定为我国新世纪的教育方针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试探

作为现代西方一种重要的学术论调,“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主要包括：尼采的直接启发;悲剧传统的强大压力;系统的现代悲剧理论缺席;现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策略.“悲剧衰亡”话语发轫于20世纪早期,而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战之后,当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卢卡斯和克鲁契等人.     

批判洋泾浜学风

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途径有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到了90年代,立场、观点发生分化。刘东在1995年12月号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题为“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批评往日立场相同的同事和朋友,才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不久,就完全丧失对今日中国的理解力,用西方学理套裁现实,对中国问题的论述犹如“天方夜谈”。刘东针对崔之元、甘阳等人的观点评论说:“他们要么就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硬把当前中国这种迫不得已而且矛盾山积的新旧交替状态和妥协混杂…     

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确定性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它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学界出现了诸多相对主义理解和可能性解读。针对于此,本文首先立足对“现实的历史”的重新阐释,揭示其本质的确定性,这构成规律的必要前提;进而通过对《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运行规律：G-W-G’和W-G-W’的解读,最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确定性思想。     

中国古典悲剧价值论

中西古典悲剧由于在题材、人物、冲突、结局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了其悲剧价值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价值是一个从怜悯、恐惧到崇高的净化过程 ,那么中国古典悲剧价值则是一个从怜悯、悲愤到崇敬的教化过程。作为悲剧价值产生的前提都是“同情” ,但西方古典悲剧价值主要是审美同情 ,中国古典悲剧价值则主要是道德同情。在西方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理智上的理解、判断与思考 ,而在中国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中起作用的则主要是情感上的体验、识别与自证。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是审美情感从低到高、从平和到激越的一个展射过程 ,那么中国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则是一个从平和到激越又回归平和的圆转过程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的比较及其文化渊源

中西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上有截然相反的特点 :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是以“大团圆”来收场 ,意在满足观众正义感的心理需要 ;西方古典悲剧则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尾 ,意使观众体会到强烈的崇高感。中西古典悲剧结局区别的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典悲剧的正义感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中国文化中无往不复的宇宙运动观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西方古典悲剧的崇高感则与古希腊文明史分不开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悲剧观念与中国文学》简介

《悲剧观念与中国文学》（张恒学、余三定著）于2009年5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悲剧与悲剧观念;第二章,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第三章,“社会主义悲剧”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第四章,“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第五章,《白鹿原》：中国当代小说成熟的悲剧文本。     

试析普特南对乔姆斯基“天赋假说”的批判

“天赋假说”是乔姆斯基提出的关于语言知识的一个假设。普特南对其展开了全面批评。但实际上,普特南所认为的“最初的语言是‘发明的’或‘学会的’,是通过攻占或模仿而推广的”这一观点,并非是反对“天赋假说”的证据,相反更证明了人类特性中的某种“天赋性”的存在。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