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的困惑——从郭沫若在日本谈起

郭沫若在日本前后两个十年,分别成就了他诗歌创作和史学研究的两个辉煌时期。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巨人的郭沫若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有趣的是,1914年东渡日本求学和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郭沫若两次羁留日本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透过这种偶然性,他的选择、或者说“郭沫若在日本”这样一个引起研究者兴趣的课题,实际上是一次文化选择,是郭沫若在东西方两种文化撞击、融合中为历史留下的一个文化现象。本世纪初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的努力,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期。这对于仍处在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犹如看到黎明的晨光,是极有诱     

郭沫若与九州博多的文化情缘

对郭沫若来说,日本九州博多10年的留日生活具有多重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日本文化的体验与吸收;二、对他早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三、对他思想和心理上的冲击.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考察,可以理清日本文化对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郭沫若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     

《电火光中》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家国民族之思

《电火光中》是《女神》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重要诗作。诗人郭沫若在该诗的前两部分通过对米勒画作的创造性解读,以苏武和他的"弃妻"为镜像,表达了他在家国民族观念牵扯缠绕中的困境。他思念他的祖国,但他娶了敌国的女人。当时在日本留学生界盛行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要求有日本女人的留学生就地离婚,郭沫若的爱国资格受到审查和质疑。郭沫若在这一困境中伸张"国境之外,也还有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的理念,以超克当时的民族主义观念。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西文化对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郭沫若的诗歌都有着至深的影响。郭沫若恰逢“五四”运动那狂飙突进的特殊时期，中外文化的素养在其诗歌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他因此把现代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峰。     

郭沫若与东京质文社

郭沫若与东京质文社蒋成德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４日，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而流亡日本，开始了文化“创造”的又一个时期：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他通过东京友联支部创办的《杂文》月刊，积极参与左联的一些理论讨...     

试论“五四”时期郭沫若对中国传统形上哲学的体认和追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主潮中，郭沫若反道而行，明确张扬起尊孔崇儒的旗帜，其原因何在？近年来一些学人从郭沫若的家庭影响、幼学熏陶，直至他步入“五四”文坛时的生活历程中进行了探究和解答。我在拙作《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也依此思路并以鲁迅为参照归纳了五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家庭环境不一样。其二是留学日本时的遭遇不一样。其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具体感受不一样。其四，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发展的认识程度不一样。其五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治学道路不一样。但这些还都是外在的搜寻和探究，…     

日本俳句与郭沫若的早期诗歌

日本俳句具有淡雅、简洁,严格季题,含蓄、富有余韵,多取材民族生活、历史和传说等艺术特色。郭沫若在日本写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也如是观。郭沫若留学日本,深得日本俳句之三昧。推崇诗歌创作的“自然流露说”,感生于志,咏形于言,郭沫若在日本的诗歌创作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观照。     

郭沫若与外国文学

某些国家、民族或时代文学的繁荣,除有其内在的原因,作家向外国思想文化学习往往产生巨大推动力。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也因受外国文学影响而扬葩吐艳,气象万千。郭沫若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他的创作动机、思想和方法都受外国文学影响。郭沫若开始文学创作就是由于外国文学的激发,虽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从小就耳濡目染,长大后又下过一番功夫,但一开始并没有从事文艺的打算。1913年他22岁时,东渡日本求学,受当时富国强兵思潮的激荡,决心从     

郭沫若基督教文化观流变

1925年后郭沫若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由原先的汲取的姿态逐渐变为批判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文化色彩已鲜有痕迹。透过历史背景,我们发现,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郭沫若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时代风潮的文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必然受到两者的影响,而后期他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文化只能作为其文学创作素材的源泉,而非精神的支持。     

《我来广东的志望》——郭沫若同志的一篇佚文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郭沫若同志从上海到广州,应聘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即文学院)学长职务。一个月之后,郭沫若同志撰写了《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高度评价了当时正在勃兴的国民革命,叙述了他在国民革命中应抱的宏图大志。该文充分反映了郭沫若同志在“广大”的实践,是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影响和帮助,在思想上发生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但迄今在关于郭沫若同志的著述目录、著作年表中却对该文的记载均未提及,或仍为空白。郭沫若同志本人也许由于北伐战争中戎马倥偬,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潜踪日本的流亡生涯,使他淡忘了这编短文,以致后来既未收入文集,也未在回忆中提及,实为莫大憾事。我们在中国博物馆收藏的《革命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创作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基于文艺的情感本质认识,郭沫若在抗战史剧的题材处理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题材处理的原则,即情感体验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普通生活情感体验、"革命受难"压抑性情感体验、文化战斗激情等情感因素对史剧题材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对他史剧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也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将之总结为"兴"的史剧创作方法。     

郭沫若与云南抗战文化

云南抗战文化的繁荣曾深受郭沫若的关怀、鼓舞和影响，他关注云南文化动态、关心云南文化青年井辛勤培育呵护，他的爱国情操更是激发了云南文化界的抗战热情。     

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

郭沫若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对郭沫若同志战斗一生的正确评价。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和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是同时代人。他俩的事业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人又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鲁迅比郭沫若早逝四十一年，但仍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上…     

内在律—郭沫若对新诗的重要贡献

郭沫若“从七八岁时动手”习作旧诗①,他很早就能熟练地运用旧诗体写景、抒情、伤时、感事。可是,从1916年起,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竟无师自通地开始试作白话新诗,这和留学美国的胡适开始“尝试”白话新诗几乎在同一时间。②为什么会有如此巧合?为什么郭沫若在开拓新诗上的贡献能够超过胡适?这些问题值得探索。     

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及说明

一、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 解放前,在上海生活的文化人士,大概都会记得上海有家著名的“内山书店”,是专营日本出版的各类书籍的。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系日本人,1913年因失业来沪,初以贩卖中日药品为生,1917年开始创力、内山书店。他与鲁迅、郭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都有交情,对他们有过很多帮助。例如“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到上海,就曾住在内山书店避难,东渡日本时,内山完造也到石马头送行;寓居日本后,每有写作寄回国内,亦常由内山先生代理。 与上海的“内山书店”相对应,日本东京也有一家专营中国古籍的著名书店“文求堂”。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文求堂”的主人田中庆太郎和内山完造一样,也与我国一些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     

以崇敬之心论鲁郭恩怨——评王锦厚先生的《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一方面，不管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将鲁迅、郭沫若相提并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郭沫若族谱

郭沫若的自传文学是郭沫若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郭沫若的自传文学,不仅对研究郭沫若有重要意义,就是对研究中国现当代自传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而搞清楚郭沫若这个一代文化伟人的族谱,则是研究郭沫若及其自传文学的重要一步。郭老在自传文学中并未陈述其家谱,父、母以上长辈姓名完全讳去,连亲戚姓名也很少提及;但又依照自己及其亲族才懂的习惯用法来称呼族人上下、左右。因此,不了解他的族谱,对他的自传文学中的有关部分,简直无法读懂。比如,笔者访问过郭老的大侄女郭珩英(即郭琦,郭老的大哥郭开文的长女,仅小郭老四岁。1978年访问她时,她虽已82岁,而记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郭沫若现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化世界探索

郭沫若现代小说表现了一个极有深意的艺术世界:自己太多的梦想与追求在残酷现实撞击下形成了碎片。郭沫若对这些碎片用新的人生体验与感悟重新进行检视和整合,于是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及生存困境的思考,对历史重负中的芸芸众生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的艰难感悟,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乌托邦寄托,对弱小民族的弱势心理与克服弱势心理的复杂过程中的艰难抗争,在历史的行进中,身陷历史进程的局限与历史的必然要求之间的两难选择。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郭沫若精神灵魂的裂变图,对此的整体表现与艺术的整体把握,构成了郭沫若现代小说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与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