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风景线：论当代广西女性散文创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广西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女性散文家 ,她们的作品从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女性独特的审美视角出发 ,展示当代女性对社会、人生独到的心灵感悟 ,大胆的情爱追求和对人生的不懈探索 ,以及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的创作以独有的对当代生活的情感体认与诗性展示、独特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 ,用直觉诉说和理性剖析的方式 ,显示了当代女性思想艺术的风采 ,形成了广西文坛一道独具魅力的心灵风景线。     

对华裔女作家自我东方化的另一种解读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华裔文学发展日益蓬勃,华裔女性作家是推动华裔文学发展的主力。但是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男性作家却批判这些女性作品用东方主义的笔调描述和改写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了华裔男性的阳刚之气,有迎合种族主义之嫌。女作家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和书写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给她们贴上"华裔"和"女作家"的标签。     

从失语的物体到讲述的主体——论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话语权的获得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我们研究莫里森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蓝的眼睛》《宠儿》《爱》中莫里森所采用的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以及其中的人物话语,为黑人女性争取了话语权力,使她们由失语的物体一跃成为讲述的主体。话语权是黑人女性确立其主体地位的有力武器。     

论20世纪初叶中国女翻译家群体的崛起

在中国20世纪初叶翻译文学的极大繁荣中,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女翻译家.她们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在现代女性作家群里，有两位姣姣者。她们都是二十岁出头便登上文坛，并以其全新的风格一鸣惊人，引起文坛巨大的震动，造就了作家的文学创作领域各自的神话和传奇。她们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二玲”：丁玲、张爱玲。单就丁玲、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而言，值得思考、颇有言说价值的方面很多，本文试图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她们对女性意识的把握，发掘显现于她们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之异同。也许，仅用“女性文学”之界定是无法涵盖和包融“二玲”全部文学创作及其意义，但她们既同属女人，各自的身份、经历、思想、感情都很…     

浅析松本清张推理小说《零的焦点》——女性的悲歌

松本清张是日本大众小说史上"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始人,对战后日本文坛有很大影响,其作品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非常的有名。在女性的视角下《零的焦点》中几位女性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她们个性鲜明、敢爱敢恨,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的同时共同谱写了一首女性的悲歌。在时代的大潮下女性的奋斗与挣扎引起了人们不断地深思。     

试论现代文学中两个妇女形象──繁漪和流苏之比较

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戏剧家曹禺和４０年代享誉文坛的作家张爱玲,分别在她们的作品中塑造了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流苏,两个女性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性格气质等方面既有相似又有相异的地方。她们在反封建专制、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和激荡中敢于追求个性自由,而且具有一定的反叛意识,但在她们深层意识中还有传统的一面。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未使她们摆脱男性中心意识,而在新环境中陷入了女性传统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性格的不同,她们的追求、抗争存在着差异,这又造成了她们不同的悲剧命运。…     

美的探索——简评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妇女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文学里,从《诗经》到《红楼梦》,女性总是以弱者,以悲剧形象出现,更不用说女性文学的存在。班昭虽有满腹经纶,李清照固然才华横溢,但她们仍是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没有真正意识到女人自身的价值。“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坛风云变幻,一代女作家群崛起,女性文学有了很大发展,作为女性文学重要特征的女性意识也得到空前张扬,所以客观上要求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这一发展脉络予以梳理。 游友基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是他十几年潜心钻研女性文学的结晶。这部书从独特的审美视角切人女性文学,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历程、审美价值、审美形态三方面分析女性文学。每一方面,作者都用大量严密的论据论证自己提出的不同见解,表现了对女性文学研究深厚的功底。     

真正的女性之声--萧红、张爱玲作品比较

萧红与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最具有个性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以描写女性的真实体验、揭示女性的深层心理和创造独特的女性美学风格而喊出了真正属于女性的声音。从观照角度、审美风格等方面,可以比较出她们在写作上的差异。     

震红文坛的新时期女作家

历览中国文坛，由于社会、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女作家廖若晨星。当历史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从长期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一批知识女性纷纷拿起笔写出了一部部轰动文坛的优秀作品，凭着她们非凡的才华几度夺走茅盾文学奖。本文揭示了新时期女作家从探讨女性的婚姻、家庭、社会价值发展到对文学本体以及历史风云、民族文化的审识这一日渐开阔的探索之路，并着重分析了张洁、刘索拉、凌力三位有代表性作家的艺术成就，以此证明新时期女作家在当代文坛上是足以能够顶起半边天的中帼英雄。谨以此文献给今年在我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声音和叙事策略——基于《霸王别姬》的研究

张爱玲的《霸王别姬》虽是其早期作品,却在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张爱玲在小说的故事层面采用"对抗式"方式发出女性独特的"声音",在话语层面则采用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全知叙述者叙述视角、女性人物主要视角、男性人物视角和女性人物视角对比,以及女性认知叙事视角等叙事策略,在话语层面为叙述声音建立了权威性,从而委婉含蓄但却清晰地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作者以女性视角对中国经典故事《霸王别姬》进行的新的塑造和建构,使得女主人公虞姬成为故事中的主角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的自传性叙述倾向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群的出现在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用特殊的视角反映女性对生活的感悟来体现生命的存在,表现女性潜意识和内心活动时形成的自传性叙述是她们小说创作活动的共同追求和艺术特点。她们用自传体小说经典文本的形式,运用社会话语写作和私话语写作的表现方法,谱写了一部部女性生活奋斗的艺术史。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写作

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们从事写作的时候正是她们身体细胞最活跃最旺盛最充满能量的时期 ,她们就象一团怒放的烟花 ,当空闪烁 ,璀璨夺目。她们的写作作为一种象征 ,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多元化格局。本文试从她们成长的环境入手 ,分析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她们的写作姿态以及其利弊得失。     

后殖民文化心态驱使下的欲望泛滥--20世纪末的另类女性写作

二十世纪末,后殖民文化以其不可违逆的强势在中国文化的前沿登陆.大众伦理出现混乱状态,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世纪末七十年代生女作家的另类写作,以时代赋予的特质回应了历史,在文本中袒露了女性无理性的欲望.卫慧、棉棉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她们以前卫的躯体、前卫的消费、前卫的叙述构筑了世纪末文坛最惹眼的风景,这道风景被窥破之后,袒露的是她们在后殖民文化心态驱使下的欲望泛滥.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试论第四代女作家群小说创作的文化立场

近些年,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第四代女作家们根据她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创作出无数优秀的作品.她们一方面在创作的历程中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历史的痕迹,使作品打下传统文化观念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特别是受了转型时期文化思潮的影响,她们开始对女性的生存处境表示质疑和反抗.这也便构成了她们的文化立场, 折射出女作家们的精神世界, 反映了她们对当下的人文关怀.     

叛逆和道德伦理碰撞中的女性呐喊——浅析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形象

郭沫若作为一位主情的文艺大师 ,女性形象成为他创作的主体内容 ,他以男性的视角叙述着对女性的认识。早期 ,郭沫若塑造了“三个叛逆的女性” ,让她们喊出了妇女“天赋人权”的正义呼声 ,要求着女性的权利。然而 ,作为一位男性作家 ,郭沫若在为女性摇旗呐喊的同时 ,又不能完全脱离男性中心的樊篱 ,所以 ,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自我价值、人格完成似乎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能最终实现。可以说 ,她们为某种信念的牺牲是很苍白的 ,她们也有想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地位感、责任感、价值感的心理 ,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她们无法“争取女性失落的权利”。这也是妇女痛苦的根源。     

并非自觉的艺术组合

在深刻表现女性悲剧命运的意义上 ,鲁迅、萧红、张爱玲作为不同时期的杰出作家 ,各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构筑了自己的艺术世界。鲁迅 ,社会问题的视角 ;萧红 ,两性关系的视角 ;张爱玲 ,女性自身的视角。在不自觉中 ,三人的叙述视角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