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和处理

利用合同诈骗是现阶段经济犯罪活动一个特点,但由于我国现行法规对这类犯罪尚无明确规定,因而对之打击不力。作者根据深圳特区这方面的情况及其司法实践经验,首先指出了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五种手段;接着分析了这类犯罪的必备条件,以正确区分一般合同纠纷与利用合同诈骗的界线;最后认为这类犯罪的认定和处理都较为复杂,需谨慎处理,并提出了处理这类案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几个难点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规定的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正确界定“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相区别,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辨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是两类既相似又本质不同的法律行为。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对两者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把握两者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以有利于经济交往、司法活动和法制建设。     

涉嫌诈骗到合同纠纷的变脸

签定了合同、收取定金和巨额预付款139万元后，没有任何组织货源履行合同的迹象，合同相对方无奈之下报案，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将行为人抓捕并经侦察终结、经检察院批准逮捕，该嫌疑人在向检察院交纳了90万元“暂存款”之后，案件就变成了“合同纠纷”而不予起诉，山西阳泉——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范围研究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范围模糊不清,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惑。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范围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权利保护与公民个人信息流通相协调原则,以及法益保护原则。建议采用新限制说对刑法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中的信息内涵与主体范围进行具体界定。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我国司法实务中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作为我国一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合同诈骗案件数量迅速上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理论上对涉及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索,从诈骗的历史沿革和总体特征客观介绍诈骗的行为本质和行为模式,分析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上的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的区别;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实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阐述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以及我国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对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在法条竞合的前提下,如何在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中准确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定刑法条文设立的目的及其保护的社会关系,精准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界定方法,为我国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务支持.     

浅谈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刑罚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对合同诈骗犯罪的研究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刑罚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的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以期对司法实践活动和经济生活的有序化、规范化发展有所裨益。     

论贷款诈骗罪主体

我国刑法把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是立法的明显漏洞,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事实上,诈骗罪与其所派生的金融诈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犯罪是种属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形,而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并列同属诈骗罪的特殊法条.因此,在刑法修改之前,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应依法以贷款诈骗罪追究有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在量刑时要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初探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都在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国际化也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完善的进路。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对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行界定后,评述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动态发展历程,并初步探讨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差异性与趋同性并存的基本特性。     

金融诈骗罪中的法规竞合问题探讨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诈骗罪以及各种金融诈骗罪的错杂规定,金融诈骗罪成为法规竞合的聚集地.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各种金融诈骗罪之间都存在看法规竞合,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有不同观点.正确理解法规竞合的含义,准确分析行为人的行为特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合同诈骗罪数额要论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型犯罪 ,其诈骗数额研究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 ,应以受骗人因行骗人的行骗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 ,作为合同诈骗犯罪定罪数额的理论依据 ;在合同诈骗罪定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上 ,应采用诈骗行为发生时的当时、当地该物品的市场价格 ,同时参照被骗者的实际损失计算 ;对连环合同诈骗行为定罪数额的计算 ,应以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 ,作为认定的理论依据     

论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犯意进行明晰,其次要扩大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再次是要进一步完善犯罪数额的规定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金融领域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在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同时也应对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及其他犯罪的界限进行科学区分,犯本罪的数额标准及多次使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与犯本罪的"其他情节"的立法完善对有效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不亚于普通诈骗,只有启用刑罚才能加以遏制,因此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诈骗罪定性最能反映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符合司法实践潮流,且法院作为直接被骗主体并不与诈骗罪的构成要求相违背,因此对诉讼欺诈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更能获取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合同诈骗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形势下,合同诈骗犯罪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合同诈骗犯罪的问题上,存在着法律依据不统一、司法机关认识不一致等问题,为防止合同诈骗,应健全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打击这类犯罪,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定罪分析

实务界与理论界对租赁汽车抵押借款行为的定罪问题观点不一。在明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租赁行为与借款行为的关系及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畴三个问题后,结合想象竞合犯理论解决此类行为的定罪问题。     

贷款诈骗罪犯罪目的的认定

分析贷款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并就如何认定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展开论述,指出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应当综合各种主客观因素予以科学合理的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