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伦理思考方式——以《孟子》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据的讨论

以《孟子》中几个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根据,对儒家伦理思考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由"礼"(经)与"权"之辨/辩看儒家的原则与情境之思;其次,由"生"与"义"之辨/辩看儒家的超越道德观;再者,由"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见牛未见羊"看儒家的禽兽对待伦理;由此试图找出儒家的伦理思维逻辑。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也有类似西方哲学的原则性思考;儒家可得出一个基本伦理原则:"义"高于"人命","人命"高于"礼","礼"高于"禽兽之命";儒家并不关注禽兽之命的高下区分,禽兽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才是合宜对待的重点;只有"人"之存有,我必须以诚敬、真情实感面对他们;这就是"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的真义,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思考。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可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其学理缺陷提出一种儒学的批评。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其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原则,而是适应当下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此,一方面,它并不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仁→义→礼"结构、即"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规范"结构,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其中"义"指两条基本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适合特定生活方式的条件。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儒家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义、礼三者统一、人性论、义利观、道德修养论、以德治国等方面为一体的完整的体系。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初步确定了注重伦理道德的儒学思想史特征,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论先秦儒家“乐”思想及其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

先秦儒家不仅将"乐"视作能够承载伦理实质的艺术形态,甚至将其视作伦理观念本身。他们严格遵循"和"的导向,恪守"礼"的标准,赋予"乐"以"道",意图通过礼乐教化达到规范社会与个人的目的。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在于:文艺理论的构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优秀作品的创作要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具体时代与群众实践。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儒家经典 悟师德修养之道

儒家经典是儒家先哲的智慧结晶,儒家思想主要告诉我们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道理。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本文就是从仁、义、礼三方面谈谈如何加强师德修养,提高育人能力的问题。一、学习"仁",做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二、学习"义",让师德与智慧同行;三、学习"礼",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先秦儒家之变迁探微

先秦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孔子的恢复周礼,以仁释礼,到孟子的"仁政"学说,再到荀子的"隆礼"以至于法;从理想的"内圣外王"到现实中的"内圣"、"外王",再到依附于"外王";还有庙堂上的执着与山野中的逍遥,先秦儒家为即将来临的封建君主专制,准备了充足的润滑剂。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见义勇为思想

近年来,各地“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感人至深。经笔者研究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便形成了这一思想,孔孟荀从“义”、“勇”、“见义勇为”三方面着手,比较完备地建构了早期儒家见义勇为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

我国自先秦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德育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道德教育更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从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探讨入手,分别就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等进行了分系统论述,旨在为当代大学生德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借鉴。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老子与孔子言下的仁义问题

在先秦政治论题中,仁、义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仁",是本于自然人性的政治原则;"义",是根据自然人性原则制定的引导性原则;"仁"与"义"相合衍生出"礼",为可见的政治制度。因此,对政制品质的考察,需要还原到仁义问题,甚至最终还原到道德问题。     

先秦儒家对“乡愿”的批驳原因探析

先秦儒家所提及的“乡愿”代表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与现今社会上的“老好人”“好好先生”在表现上契合。这类 人没有原则,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放弃公义,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先秦儒家早就对“乡愿”做了批驳,认为乡愿是 “德之贼”。从两个层次来阐述全文：第一层次分析先前儒家代表们对“乡愿”的态度表现为批驳;第二层次分析先秦儒家对“乡 愿”批驳的原因。经过分析,原因如下,第一,与理想人格大相径庭;第二,异化和丑化了“中庸”“中行”;第三,乡愿行为与提倡 儒学人群的担当不符;第四,乡愿曲解了儒家推崇的“礼”。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