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在河南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后,十二月胡景翼率领国民二军进驻河南,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应胡景翼邀请到达开封,与胡会晤,商定由苏联派顾问帮助国民二军在河南办军校等问题,从而为我党在河南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     

试论冯玉祥北京政变

冯玉祥北京政变是诸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冯玉祥逐步接受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主张,在全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南方革命形势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冯玉祥北京政变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程,是国民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武装开始形成的标志。这次政变的失败,根本原因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决定的。     

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

192 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 ,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北上期间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 :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 ,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 ,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 ;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 ,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故此更加坚定了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     

试论蒋介石在福州发动的"四·三"政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为转折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胜利走到了失败.每当论及这个历史事件,人们总以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随之在东南各省举行"清党"大屠杀,最后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但历史的真实面貌,却是蒋介石最早在福州发动"四·三"政变,然后在东南各省次第举行政变"清党"."四·一二"政变,则是政变大屠杀达到高峰的标志.     

农民与革命关系研究的新动态——关于新近出版的三本相关专著的探讨

对于农民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传统的宏观叙事研究范式注重的往往是中共方针、政策及精英人物的解析，把农民响应和参与革命简单地描述成农民经济上的贫穷和中共政策英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贫穷不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必然条件，农民能否汇进革命的洪流除了受中共宣传、组织得当与否的影响外，还受到敌人力量、民团武装、宗族组织及个体生存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评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

<正> 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对革命的发展和失败都有一定影响。本文就这期间冯玉祥的功和过、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及其教训提出一些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从“北京政变”到“中原会师”对革命曾有功绩1924年10月,冯玉祥身为直系军阀集团的将领、北洋军阀政府的陆军检阅使,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机会,联合直系将领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冯所统率的部队,从此基本上脱离了北洋军阀系统,改称“国民军”,以表示服从孙中山的革命事     

中共三大的历史评价

中共三大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开启了统一战线的先河、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以及党的自身的建设,对中国革命和中共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共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     

冯玉祥北京政变与孙中山北上谋和平统一祖国

被誉为“首都革命”的冯玉祥北京政变,与孙中山离粤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是1924年冬发生而互有关联的两件大事。正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及国民党人的工作,促成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北京政变推倒直系军阀政权,又直接促使孙中山采取了北上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国家统一与建设的果敢行动。探讨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冯玉祥爱国与追求进步的品质和认识孙中山晚年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国伟大精神,还将使我们更加看清楚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行与反动本质。     

“三·一八”运动与国民军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三·一八”运动,距今整整60年了.“三·一八”运动与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弄清它们的关系,是研究“三·一八”运动的中心环节.“惟一是在帮助国民军”1924年10月,冯玉祥率部举行北京政变,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王祥及其国民军的反帝反军阀倾向,使北方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1925年,北京的大革命风暴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展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首 革命”.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倒奉,几乎使奉系集团土崩瓦解.先后遭受国民军覆灭性     

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1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②这是邓小平同志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基上说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土地改革的完成，是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被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是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把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是确切而深刻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2．“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战斗在南海之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年轻战士,战斗在珠江两岸,活跃在南海之滨,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诗篇。 (一)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法西斯统治之后,中共广州市委机关连续几次遭到破坏,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多次受到严重摧残。因此,一九三五年广东地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只是通过分散在各地的地下党员和上海来的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影响,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来贯彻党的意图的。一九三六年夏,中共北方局派来的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中共广西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六十一号一位党员同志的家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朱锡昂、邓拔奇、雷经天等各县党组织代表共十几人。党中央派恽代英同志到会指导。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一九二二年,中共两广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在广州     

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具有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为了追求真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共建党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从1919年到1926年间,曾11次到上海进行活     

中共一大前后党纲出现激进偏差的原因分析

中共在建党初期，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主要任务问题上，出现了超越革命阶段、过于激进的偏差。２０世纪初期强烈的“以俄为师”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导向，是中共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直接的最具影响力的原因；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过高估计；错误地判断中国社会性质和未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这种偏差产生的理论上深层次原因；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机械地片面地理解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这种偏差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区委到省委:中共地方一级组织体系演变考论(1921-1927)

中共一大前，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央局与各地党小组。一大后，中共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地方组织体系，以区委统辖地委、部委、支部、小组等各级组织。五大后，省委则成为中共在地方的一级管理机构，下设县委、市委等各级党组织。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既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扩大直接相关，也是中共对于建立适合于革命要求的严密性组织的探索。从借用外来概念到依托固有行政区划，中国共产党组织不断进行调整，从而适应革命发展需要。     

著名俄罗斯人士谈俄罗斯(五)

三十 “千百万人亲身体验失去了什么”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原最高苏维埃主席）; 第一个问题,关于苏联解体。 我是在军工厂开始革命生涯的。１９５４年起,开始接触苏联社会的上层。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俄罗斯社会发生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到９月,反共产主义、反党的政变。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反社会主义苏联的政变。第三次是１９９３年９月到１０月,反苏维埃的政变。第一次政变发生的时候,敌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把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摧毁,整个社会就会很快崩…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论维新派“保救光绪”的目的

维新派保皇的实质目的既非报恩，更非护满，而是维护自身根本的政治利益。起初欲坚决反击慈禧后党集团的政变，通过使光绪复位而重建维新运动的业绩，继续推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继而突破“君权变法”政治模式的束缚，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最后则变为反对革命排满，主张实行立宪。反对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臣清扶满。总的来看，维新派保皇的目的不无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