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在<花间集序>中,欧阳炯第一次勾勒出可歌之"词"发展的大致线索,并明确提出了"清"、"清绝"的审美标准.但是,长期以来,他的词史线索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的词学观点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理解他所反对的,变成了他所赞成的.造成这种深度误解的原因,约有四端受<花间集>词的连累;受他所采用的骈体文的影响;受他的词作的影响;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的影响.     

西夏官吏“禄食”标准管窥——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史料的整理,力求对西夏官吏的“禄食”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屠”（肉食）＋“米谷”（粮食）＋“马食”＋童仆食物构成了西夏具体餐饮标准。这一标准,从侧面又反映了西夏社会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另外,本文对史金波“一屠应是指屠杀羊一只”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邓小平“求是”思想管窥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总结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一条。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 50年代时还要大 ,;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受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 ,等等。面对这样的“实事” ,“是”在哪里 ?如何去“求” ?邓小平的答案就是在摸索中“求是”。邓小平的这种在摸索中“求是”的思想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表现出邓小平谦虚谨慎的精神状态 ,同时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达到的一种理…     

研究视野需要拓展，但不是泛化

2005年9月1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这一天,本刊主编余三定教授利用参加《北京大学学报》创刊50周年庆典(庆典于9月17日举行)的机会。邀请北京大学部分博士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勺园座谈,征求大家对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及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意见。座谈会气氛热烈,大家平等交流看法,既有关于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又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分析和理性探讨。参加座谈会的博士生有中文系的柳春蕊(03级)、李峻岫(03级)、李晶(03级)、师力斌(04级)、翟景远(03级),历史系的戴海斌(04级),哲学系的任蜜林(04级)等。同时,余三定教授还特为邀请了《北京大学学报》编委刘曙光博士帮助主持座谈会并作发言,邀请了中文系03级硕士生唐文吉参加座谈。下面刊登的是座谈发言的整理稿。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轻松一笑

“0”是添上去的 考试后,冯笛将试卷拿回了家。 爸爸看后,问：儿子,分数栏中100分末尾的“0”是不是你添上去的？ 冯笛：爸爸,您一定看错了。 爸爸：为什么？ 冯笛：因为“1”后面的两个“0”都是添上去的。     

朱熹不曾冤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

宋代山水词在整体上体现出以＂清＂为美的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超然脱俗的意境铸造、单纯优美的意象选择、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流畅明快的音乐节奏。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是宋人超越性审美追求的体现,清冷素淡的意境营造既体现了词人对高尚人格的企望,也沉淀了他们凄苦沧桑的心灵体验。＂清＂美构成了宋代山水词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也使之多少带有单薄纤弱的缺点。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

作者旨在通过对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和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比较 ,发现其与当代世界通史编纂趋势既相合又相异的两面 ,其价值在于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所体现的整体史观念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但同时又存在着对整体史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及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当代词学的发展与词体规范的建构——谢桃坊词学理论述评

近年词学界在回顾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成就时,注意到谢桃坊在词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建树。通过对其词学论著的考察,可以认为他在词体的起源与性质、词学史体系的建构、宋词艺术特征及其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词体规范的重建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词学理论系统。这对中国当代词学的理论建设和词体规范的建构均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本文就谢桃坊词学理论研究试作述评。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