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如何评估?——以中国地方法治指数为例

法治指数是判断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Rule of Law)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地方法治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法治理念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微观创新。在已有研究与实践成果基础上,建构地方法治评估体系,并对每一项指标予以操作性细化,对于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

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当代公民法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于认同是一种利益期待,法治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法治树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响应与理性权衡,法治凭依政治属性和政治向心力能最大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树立权威。法治政府权威提升既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更需要一种外在的实践规范、制度保障;先立法、后行为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与法治认同,为提升法治政府权威打造了畅通的制度实践路径。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论法治湖南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法治湖南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地方法治和宪政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法治地方纲要也能起到法治地方宪章的作用,但是《宪章》比《纲要》更具有深刻含义。法治湖南建设可以围绕依宪治政和司宪督政的宪政要求在区域治理范围内推进宪政发展,按照宪政要求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逐步理顺执政党与人大、与政府、与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论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及其法治调控

地方政府竞争是超越国家政治性质、所有制性质与结构、政体和政党制度而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包括争身份、争政策、争项目和争资金等"面向中央的竞争";以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财税补贴、完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优化政府职能等"软环境"这些"面向社会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缔造出具备强烈的学习和创新主动性以及能力的"官员群体",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制度变迁尤其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恶性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重复建设则是地方政府竞争引发的主要负面影响。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法治调控,关键是建设公开、博弈、法治的调控机制,并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化。     

论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以土地发展权配置为视角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在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中得到重要体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建立了权力分工体制。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破解生态用地保护的难题,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广东、浙江和厦门等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思想,对现行土地权力配置体制进行了重大创新。我国地方政府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对我国未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土地权力分工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层次要求,在于建立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只能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上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生活和大众基础,单纯依靠强制性的体制建构,无论这种法治在价值上多么高远,最终只能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法治迟缓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消极影响

法治迟缓表现为立法缓慢、执法不力、司法延误、守法观念淡薄等多种形式。法治迟缓阻碍了法治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及形式要件的形成和贯彻,致使法治主体丧失法治信念,法治客体得以无限制的膨胀和扩张,法治的标准难以有效确立、深入人心。法治国家建设由此变得遥不可及。     

论法治与习俗--以社会行为为线索的一条社会学进路

鉴于人们在追求法治的进程中对道德与法律的过分关注,作者采用不同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框架,以行为与秩序之间的调节介质作为视角,以社会行为作为分析线索,详细考察道德、法律、习俗这三种介质对行为与秩序的作用机理。指出:与道德和法律对于行为所起的条件刺激作用相比,习俗的重大意义常常被人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说,习俗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和秩序形成提供着“程序”。以此作为立论依据,进而揭示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论法治政府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确定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意味着我国政府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这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     

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与法治完善

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重刑主义传统的国家,目前仍以监禁刑为刑罚体系的主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面对国际行刑领域成本低廉的社区矫正制度的蓬勃发展,适宜地定位我国社区矫正的内涵,准确把握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法律完善,无疑将对我国举步维艰的司法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民主失败与法治规制--西方宪政民主理论的逻辑结构简析

本文描述了西方世界对民主失败的基本认识,并从民主与法治关系出发分析了民主失败的治理之道.本文认为,西方的民主文化是复杂的,既有对民主的推崇,亦有对民主的批判.纯粹的民主制并不能限制权力的扩张、保障个人权利,从而出现失败;法治强调制衡权力与保障权利,为民主失败提供了治理之道.     

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精神

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精神在以人为本、维护人性尊严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改造传统法律文化,将法治精神本土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拥有悠久的法制史,但始终未能从内部孕育出法治的精神,是值得深思的。追溯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一个系统的法治再造工程,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诚信失范与诚信法治的建构

社会失信已泛化为普遍现象,法治化的进程也难脱离此种困局。在法治型构的过程中,理论阐释的学理分析存在从外部探究竟的嫌疑,要理清法治化过程中的真实样态,从内部看世界才是科学的方法进路。选取典型案例作为切入点,从法律制度、法律机制、法律裁决等多重维度入手,考察法治型构中的失信问题,并总结描述现行的诚信生成机理。这对于归结法治化进程中失信的内在症结,存在科学性与规律性的启示,是树立诚信法治观念与进行诚信法治实践的重要前提。     

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诚信作为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有不同的内涵,但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一方面诚信是法治的本质和核心;另一方面法治是诚信的重要保障。二者的相互配合,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