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

考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发起过程可知,它是延安文化界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一场全国性文艺运动。“利用旧形式”活动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基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依据。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其最大意义在于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的重新选择与确立———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诗歌的格律与诗歌的民族化

我们要建设的新文化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同志生前早就提出的文化建设的方针。遵循这一方针,实现我国诗歌的民族化,就要在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同时,也解决民族形式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诗歌的民族形式?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探索这个问题。     

民族化及其悖论——《梁祝》与十七年时期“民族形式”问题

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形式”落实到文艺界,既包含一般理论问题,又包含具体的现实诉求：以理论上的“民族形式”指导实践,为创作提供具体方向。十七年时期,以《梁祝》为代表的民族化典范之作,从表面上看是对“民族形式”的延续,实际上完成了西方形式的运用与再创造。对“民族形式”理论下的创作实践进行问题谱系的延伸,有助于我们反思“民族形式”这一范畴的现实意义,为重新认识十七年时期艺术发展的现代进程提供了新视域。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 80周年的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的历史。毛泽东是我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也是最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的第一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即“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就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说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大众化视阈中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考察

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解析神质古为今用--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看《文心雕龙》审美心理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艺术审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满足于低级的普及的艺术而追求“阳春白雪”式的更高级的艺术。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研究既要有民族形式又要有不断创新。     

试论梁斌创作的民族风格

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是我国当前创作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迫切任务之一。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不仅必须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文艺要群众化,就首先必须民族化,具有民族形式。     

中西文化交汇情势下的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选择--论四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是世界化与民族化两种倾向互相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四十年代文艺文学界所展开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仍然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讨论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立足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下,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篇近代史论文》

本书是一部评述美国对外政策的作品。美国《现代历史杂志》(1961年6月号)介绍说,本书作者之所以应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作出了出奇的结论,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具有独创的和敏锐的内容。作者见解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认为美国人认识和处理国内外事务时,一向遵循着一种“民族形式”.作者在分析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外交事务时,也无法减轻他对“民族形式”的持久作用的悲观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理论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仅在理论上有明确而精辟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也作出了光辉的范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诗词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及其创作的民族化。它们闪耀着民族精神的熠熠光焰,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众所周知,早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推进 “两个结合”的启示

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具体论述了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强调中国的东西有自己的规律,并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和革命表现形式的讨论,在哲学高度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关于“中国化”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内蕴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共性与个性）、中国化与国际化、传统性与现代化等多对哲学辩证关系,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其二,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其三,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子”。     

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

文学“民族形式”的思想在五思运动中已存在，但这个概念却直到１９３８年才确立下来。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式的特征在于强调民族化，旨在克服以前文艺思潮中的欧化、教条主义以及通俗至上的偏向，在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以民族货币回笼大众为方向，进而建立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日战争前期文艺运动中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它比较确定的地位,评述也基本一致。     

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

文学作品有没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检验作家的社会生活根基和民族文化素养是否厚实的一杆可靠的标尺。从宏观的方面说,它说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究竟是否成熟;从具体创作说,它决定着作品能否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能否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文学上带点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我们有些同志却理解得相当表面。他们总喜欢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归结为所谓“民族形式”,好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     

“VP之前”和“没有VP之前”语义差别探微

“VP之前”和“没有VP之前”是两种使用频率较高的表时间的格式,它们在表达的时间概念上趋于相同,但也有一定的差异,笔者从这两种格式的构成理据、语义上的几点不同来说明这种差异,并进行了解释。由于构成理据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格式在语义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差异:即是否表示接近于“VP”发生的时间,是否含有条件或原因的意味和是否有隐含对比的意味。但三者的约束力是否相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抗战时期我国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今天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来评价这次论争。这次论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佛心

初秋时节，我与几个新结识的朋友一道从成都乘车去游览峨眉山。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一路上大家尽情欢笑。有一个叫叶子的小女孩，很快就成了车上的中心人物。5岁的叶子居然可以声情并茂地背诵李清照的《声声慢》。背诵完毕，掌声雷动，妈妈便又让她背诵苏轼的《赤壁怀古》，但叶子说：“我没情绪背这首词。”大家哄笑起来。妈妈再强求，叶子便斜睨着妈妈说：“唉，你真不懂得孩子的心!”妈妈和整车的人都笑翻了，但叶子不笑，很忧郁地看着车窗外面。     

一个理论命题的历史反思——兼论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

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直接承传“五四”文学自由的精神,民族形式的历史形态、开放形态、个性形态构成了胡风民族形式理论独立的品格和完整的形态。胡风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对民族传统采取的是符合艺术创造本性的审美更新原则。胡风与周扬等理论家的分歧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