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论朱子《中庸》诠释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是建立在对程门后学说《中庸》成果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朱子说《中庸》大量吸取了游氏之义,远远比我们在《中庸章句》看到所引用的为多,可惜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游氏《中庸义》有所不满。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朱子又批评游氏说经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且多有不合本文本意处。然而,不管朱子是吸收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游酢《中庸义》对朱子的巨大影响。     

《中庸》思想体系试析

<正> 《中庸》原是《礼记》里的一篇,自宋儒大力提倡,与《大学》《论》《孟》合订为“四书”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中庸》并非仅仅因为宋儒的提倡才变得身价百倍,事实上早在宋以前就有人对《中庸》予以重视了。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中庸》作为一篇通论,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的基本原理,其地位同《礼记》中论述礼的具体内容的一般篇章便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艺文志》“礼类”在“《记》百三十一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二篇,详其题义,应为解说《中庸》的专著。这一专著虽已亡佚,但我们藉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人对《中庸》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门弟子及其后继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响很大。《小戴记》(《礼记》)的《中庸》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撰,后经汉儒们窜改,损益,流传日广。南北朝时,已有梁武帝《中庸讲疏》等专讲《中庸》的著作,唐代李翱等竭力推崇,宋代“义理之学”兴起后,《中庸》受到程颐和程灏等的表彰,朱熹且以之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列为儒家经典著作。并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论语》中所载孔子论述中庸之德的正面材料并不多,内容亦较质朴,《中庸》作者利用某些有关孔子中庸的语录,进行其以“诚”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的说教。《中庸》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以后各章是作者论“诚”的部分;第二章到二十章是孔子中庸语录汇编,是《中庸》中的原始部分,但亦已多窜易损益之处,不宜随便引用。至于后人所作有关《中庸》的注疏,更多异说,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因此,要对孔子中庸思想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确是困难的。孔子的中庸思想,蕴藏着深刻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因素,以及“执两用中”的“忠恕”伦理原则,和“执两一贯”的论理方法。这些思想,贯彻在其有关的言论中,散布在《论语》各章的有关方面。如细细地加以剖析,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真实面貌来的。兹特试探如下,提供大家讨论。     

论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受吕与叔之影响及对吕氏之批评

对《中庸》的诠释，是朱子(晦庵，1130—1200年)《四书》诠释工作的一重要环节。在朱子一生中，先后作《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定《中庸辑略》，并留下了三大卷与门人研讨《中庸》的语录，自有《中庸》以来，在对《中庸》的诠释史上，朱子可说是一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王船山的“中庸”观

<正> 中庸一词见于《论语·雍也》篇。相传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此以后,历代学人对《中庸》的注解颇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关于“中庸”的含义,现代学人对它的解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中间思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折中主义,还有人以为中庸是“庸庸碌碌”之意。庸庸碌碌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更没有开拓胆量;也有人认为中庸之庸是“平庸”、“庸俗”之意。总之,中庸在人们的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杜维明与“儒家文化归谬主义”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方面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传统也已进入博物馆的说法,一方面继承新儒家前辈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的传统,推崇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杜维明先生系列讲学和论著的重要基调。这一基调始于杜先生对儒家文化     

宋人对《中庸》作者及文本的考辨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宋人对《中庸》作者及文本的怀疑与考辨,欧阳修发其端,王十朋、陈善、叶适随其后,而王柏则开始考察《中庸》的文本及其与《子思》《中庸说》的关系。他们的考辨从思想内容、历史制度、称谓用语、师承传授等多个角度展开,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对后世《中庸》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庸》成书再辨正

《中庸》之为儒家经典,历经了其成书及不断被解释的过程。它首先是一篇儒家文献,而且是古文献,亦即指涉经史子集类的传世古书。它的出现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庸》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庸》的成书问题。笔者以为,尽管新的史料将《中庸》成书问题的讨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往某些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诸如年代、作者、篇章结构等问题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争议的新焦点也相对更加集中。但对有关《中庸》成书这一公案做出一锤定音的了断似乎仍难免有些过于乐观了。     

试论《中庸》基本思想的产生年代

<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此后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人都沿袭其说,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欧阳修、郑樵、崔述等人对司马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十分一致。虽然有的也承认《中庸》不完全是子思所作,但却普遍认为其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子思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不再重复前人的有关证据,只想通过《中庸》里“诚”这一重要范畴的考察,就《中庸》思想的产生年代问题补充一些新的论证。     

中庸之道与世界的当下接纳

中庸本质上是“用中”,也就是以“上下通达”的方式开启作为世界境域总体的“天下”的事业。如何接纳世界,构成了《中庸》思想的中心议题。对《中庸》而言,普通生命所与知与能的日常生活,乃是世界开放自身的最为原发的场域;由于我们的每一个当下活动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动作,所以,世界的接纳发生在每一个当下,而“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相互通达,才构成了当下接纳世界的基本生活情调。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前记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月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道德哲学:《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

道德哲学是《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我们认为,《中庸》的道德哲学大体可归为三个部分: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论。道德本体论阐释了形上依据与本体源泉,道德修养论讲明了主体功夫与道德锤炼,道德境界论诠解了价值追寻与理想目标,三论虽各有偏重,但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在其道德哲学建构过程中,承继性、人文性、超越性、系统性等四大理论特质也凸显与明晰起来。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