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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阅王炜常《越国固陵城考辨》,使我不能苟同,特撰此文与其商榷,并求教于行家。众所周知,春秋晚期吴越结怨,烽火四起,战争频繁。公元前494年吴越二国曾在夫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夫差二年:“吴王悉(发)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而据《越绝书·记地传》称,由于越王勾践错误地任命了“贪而好利”、“无长策”的“细人”石买为越军主帅,石买发兵至钱塘江上,即“斩杀无罪,欲专威服军中,动摇将卒,独专其权”,导致“士众鱼烂”,越在此战役中惨败,退守会稽山,最终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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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写道:“越于勾践之世已封子弟为王为君。《路史·国名纪》丁载:《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742年)越相范蠡所筑’。”又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周元王四年为勾践灭吴之年,范蠡于是年筑城,是勾践于灭吴前已立东瓯也。既立东瓯,宜当亦立闽越。东瓯都于东瓯,《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个之永宁也’。略当今浙江温州。”论定范蠡于周元王四年筑东瓯城。据此论证“是为勾践行分封之确证”。用以推翻《史记·越世家》有关史实的记载。蒙文通先生的这个论断关涉温州古代史的问题。胡珠生同志据此在《温州日报》发表《范蠡初建东瓯城》(1986年1月19日)、《“范蠡初建东瓯城”再商榷》(同年3月30日),论定“为了有效地巩固后方,勾践派相国范蠡前往东瓯筑城”。范蠡在东瓯开发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又称:“这两段夹杂在上元县‘故越城’下的《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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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宋·郑樵《通志》校勘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货殖列传》中“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一段文字,得出新的结论,可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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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吴与于越同属古越族,有共同的民俗,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现分别谈一谈。“断发文身”是吴越的重要习俗之一。记载吴越“断发文身”的材料颇多。首先就句吴讲,《左传》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这是讲太伯、仲雍到吴地后,跟随吴越人的习俗,也“断发文身”,《论衡·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竟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所以《风俗通义》云:“裸国,今吴郡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可见,吴地的土著本来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正因为如此,故句吴立国后,就把它作为“国俗”。凡是投顺吴国的入,都必须服从这种“国俗”。《左传》昭公三年载:“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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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史学探源——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文化意义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我国早期史书《春秋》、《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对越民族的记载,是浙江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但简略而久系统。对浙江古民族历史有比较完整系统记载的是浙江人自己撰著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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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辞源》一册280页“劳苦”条,书证之二云:“《史记·项羽纪》:‘劳苦功高而未有封侯之赏。’”按:书证撮录原文,随意删除文字,又将相邻句子拼凑一处,造成引文失误,且令读者以为“劳苦功高”这一成语在西汉《史记》成书时已经定型,其实这是不确的。《项羽本纪》只是成语“劳苦功高”的语源,且分属转折复句中的上下两个分句,并未定型化。《史记·项羽本纪》原文,乃是鸿门宴上樊哙闯帐,为刘邦责难项羽之言:“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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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在会稽(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网罗了大批人才。至秦汉设置郡县,浙江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境内的人才,似泉初出谷,涓滴细流。西汉时西域都护府第一任郑吉,就是会稽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是东汉上虞人;此外如《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作者赵晔、袁康,也是东汉会稽人。晋室南渡,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中原世族,多避乱而定居江浙。浙江受中原文化的溉泽,文教渐兴,南朝相承,弥见繁昌,隋唐又以开通运河和对外交通的影响,经济与人文相得而益彰,浙江的人才与时俱进,有增无已。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说:“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世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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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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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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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毒是上古日本的称呼之一《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晋人郭璞注云:“天毒即天竺国”。现代《山海经》研究专家袁珂提出疑问:“天竺今印度,在我国西南,其国临印度洋,故称其人‘水居’,然此乃与朝鲜并称,其地望不相侔。或经文有脱文讹字,未可知也”。从常识论之,只有日本往往与朝鲜并论。况“东海之内,北海之偶”显然是指东亚·北亚的海城,断非印度洋。“水居”便是指居住在这一水域,那只有堪察加、库页岛(桦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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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山海经》其书陶渊明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诗所说的《周王传》为今尚行世的汲塚古文之一《穆天子传》,至于“山海图”,则为《山海经》及其图谱。《山海经》一书行世极久,其纪事之时间跨度甚大,下及战国,上限远过于《尚书》。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一名秀)《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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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仲雍奔吴这件史事,实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的越的先人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一般无稽,顶多见之于民间传说或稗官野史,不足信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太伯、仲雍离开周族“老家”,远徙异土,确有其事。然并非揣摩父亲古公亶父(太王)的心意,打算立老三季历(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而是另有原因。太伯兄弟之窜,是避祸,并非让贤。“让”国云云,实在太多沾染了后来儒家的理想色彩,如孔丘所言:“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就是这位老夫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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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引》苏林云:“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子午岭南北走向,位于陕西与陇东之间,为泾洛两河的分水岭。它北起陕西省定边吴旗和志丹县,南至铜川、耀县、淳化、旬邑等县市,东有甘泉、富县、黄陵、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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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不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训》如果说荒诞就是所谓“不合情理”、“不合逻辑”,那么与其说荒诞是一种客观现象,毋宁说它是一种主体感觉,因为客观现象本身是无所谓“情理”、“逻辑”、“荒诞”的,所有这些都只能发生在特定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