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唐五代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主观色彩 ,透过小说文本 ,可以触摸到作家微妙而复杂的创作心理。有唐一代 ,士子的文化心态存在着嬗变的轨迹。从小说作品来看 ,初、盛唐时期 ,士子表现出乐观、自信、自豪的心态 ;到了中、晚唐 ,归隐心态、怀旧心态、空幻心态以及避祸心态在小说作品中有充分体现 ;唐末五代 ,文士希冀侠义之士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于是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应运而生     

乾嘉时期辞官现象探析

读书、科举、入仕,是中国封建士子的传统进身道路。然而乾嘉时期,官场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即一些汉族官员于壮年辞官而去。畏于文网过密,传记在谈及这些官员辞归原因时多以"乞养归""、引疾归""、丁父(母)忧,遂不出"等语一笔带过。但通过对他们的仕途经历、诗文、信札以及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窥测出其中的原委和隐情。     

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散文有三重境界:一为"形不散神不散";二为"形散神不散";三为"形散神散"。大境界散文的特征:"和";"形散神散"的散文求"品"。     

“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以"心"为"环中",孟子、庄子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微地反思,并藉之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孟、庄"心论"的内在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落实为"性",或发显为"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了不同的哲学关怀与心灵境界。归结说来,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     

从元杂剧中士子的情场失意看元代士子地位的败落

在我国古代,有“士为四民之首”之说,士子向来受人尊崇,但在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再那么神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没有了进入仕途的阶梯;卖官鬻爵,使得穷士子难以挤身仕途;世袭之风严重,使官职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传家宝。统治者对士子的轻视等原因,使得士子的社会地位在元代非常低下,从而使士子落魄和贫困,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当然不能和商人作有力的竞争,从而败下阵来。     

无与有:老子道的哲学

道是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本原,生出天、地、神、人和自然万物;道有"无物"与"有物"两种状态,可以分别称作"无"与"有",其中,"无物"状态是更为根本的状态,无生出天、地乃至神、人,有生出自然万物.无和有都超越感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加以认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为其命名.认知道的方式是以心"观"道,也就是以心"观"无、"观"有,实质是对于道的"悟";由于悟不可以言说,所以,道依然不可以命名.道生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存在于道之中,又由道所构成,决定了道的主宰性,而道的主宰性又具有无为性质.     

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

唐代大批文人士子由中原核心文化区移入处于汉文化边缘的岭南地区,造成了其身份和心态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感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岭海和瘴疠"、"客和囚"、"虞翻和尉佗"三种形态为标志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一意象群文化心理内涵丰富,普遍表现为"去中原化"审美倾向,有着突出的悲惧感特征。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略论王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近代化

王韬在早期是典型的封建士子,随着对西学的接触和深入了解,逐步开始了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转变,王韬的身份转型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初步变革.王韬文学观念变革中初步的文学救国意识、开放性的世界意识、娱乐心态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

立国于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的赵宋政权 ,为了革除五代积弊 ,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厉行文官政治是其核心内容。文官政治的基础是文官考试 ,北宋前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为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层士人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巨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征

宋代理学家面对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其他学术派别的挑战,在认真总结各家之长,完善学术体系的同时,注重通过教育讲学传播自身学派的思想。理学大儒们在传播中选取一些重点内容来突出学派特点,并便于学者领悟理学宗旨。这其中主要包括理学继孔孟绝学的道统论、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论、以"四书"治经的为学次序论、以"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论等。这些传播内容的反复宣讲,达到了抬高理学学术地位、扩大其教育传播范围的目的,对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简论宋代民间养老

宋代民间的养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养老模式中颇具代表性。两宋王朝民间养老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民间养老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完善的侍丁制度。宋代民间养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居大家庭的重新形成、孝文化的推广以及政府养老政策鼓励等,最终使得民间养老蔚然成风。民间家庭养老风气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两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使得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并对后世民间养老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蹴鞠组织“圆社”出现时间考究

简要介绍了关于宋代蹴鞠组织＂圆社＂出现时间的研究概况。利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宋代蹴鞠组织＂圆社＂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基本确定了宋代蹴鞠组织＂圆社＂的出现时间。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

北宋欧阳修、苏颂、苏辙在出使辽国(契丹)途中写下的纪行诗,记录了他们经行的路线和沿途见闻,为认识辽代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苏颂的前后<使辽诗>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