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近卫文的侵略思想及其活动述略

近卫文是近卫笃之子 ,毕业于京都大学。他不仅承袭了其父的爵位 ,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侵略思想。他主张打破现状 ,重新分割世界 ;诬蔑中国是“一个名词 ,不能看做一个国家” ;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说成是“自取其辱”。为了实现日本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 ,在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1 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近卫畏罪服毒自杀。     

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正> 《大亚洲主义》是1924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的重要演讲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对此曾进行歪曲、纂改、使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以为他的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或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盟.本文拟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及目的进行剖析,辨明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汪精卫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近卫文麿的侵略思想及其活动述略

近卫文麿是近卫笃麿之子,毕业于京都大学.他不仅承袭了其父的爵位,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侵略思想.他主张打破现状,重新分割世界;诬蔑中国是"一个名词,不能看做一个国家";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说成是"自取其辱".为了实现日本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在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近卫畏罪服毒自杀.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芥川龙之介《落头之谈》中的“中国形象”与反战思想

《落头之谈》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一则战争奇谈.作家运用中国志怪小说里面的情节元素与日本战记、游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设置了“落头”、“神州日报”、“大龙灯”、“辫子”等诸多意象,目的是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亚主义思想,揭露当时中、日国民悲惨的生存状态.该小说反映了芥川特有的历史观与反战思想.     

汪伪政权之意识形态评析

和平理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构成汪伪政权意识形态的主体。而汪伪投敌初期所使用的所谓和平理论、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都逐渐成为日本侵略理论的注脚。汪伪虽然标榜承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日本的侵华理论及政策,需要根据日本方面策略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在亚洲被整合进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的同时,日本成功“脱亚”。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描绘了从“‘华夷变态’论到亚洲侵略主义”这一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过程,其亚洲观念中呈现的时(朝贡时代与“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近代)空(脱亚与入亚)错乱,正导源于它同时在亚洲和世界两个层面上经历了“中心——边缘”双重换位。     

日本殖民侵略扩张实质探微——以东乡实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等手段占领东亚国家领土并实施统治是一种殖民实践,其背后离不开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东乡实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殖民学者,其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由“农业殖民思想”“渐进的同化主义”及国际秩序观三方面内容构成。他的主要观点有：“农业殖民”是所有殖民方针中最有效的途径;“渐进的同化主义”相较于传统的“强压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等。东乡实从同化主义视角出发,将“亚洲门罗主义”以及“东洋盟主论”等观念杂糅在一起,提出了美化日本殖民罪行的国际秩序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东乡实研究殖民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鉴于此,“认识日本侵略史”应从“认识日本殖民思想”始,从而深入揭露在学术外衣包装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进行殖民侵略与军事扩张的精神实质。     

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

清末“预备立宪”宣布前后,清廷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对于第一次考政,学界已有所重视,而对于第二次考政,迄今尚无专论之文。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考政推动清廷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决策,那么第二次考政,则进一步帮助清廷确立了“预备立宪”的模式,即日本明治宪政。因此,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关系密切,而这种模仿,又对“预备立宪”的进程和结果影响重大。本文即由此入手,初步作些具体研究。     

亚洲文明与世界——日本学者观点述要

关于亚洲文明，日本学者中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其中后者居多。高谷好一的《亚洲的价值与多文明主义》一文为肯定论的代表。他从贸易通商有利于融合异文化的角度，把亚洲划分为日本、朝鲜、越南、爪哇、“陆地中国”、“沿海中国”、印度、“沿海东南亚”８大“世界单位”。从中筛选出“沿海中国”和“沿海东南亚”相似的价值体系，指出二者如果形成一个联合体，从中即能找出共通的“亚洲的价值”。沿海东南亚的特征是：（１）贸易通商导致其成员多国化及混血；（２）善于根据商业需要改变自我形象；（３）擅长融合异文化，体现了一种以柔…     

津田左右吉与中国、亚洲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思想史学者。作为对津田史学予以批判超越的必要工作之一,应从多角度讨论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反"亚洲主义"或"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其主张虽以"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包括日本之意义上的东洋文化,理应不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有体系的、具备复杂内容和结构的思想。就是说,津田"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之思想基础,在于对战前"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对战后新的"亚洲一体"思想和运动,即对亚洲社会主义之期待的危机感。这种批判和危机感的背后,反映出津田关于同时代东方各地区(亚洲、东洋)文化、社会停滞的认识,津田还视"亚洲"、"东洋"概念自身为儒教式权势主义而加以批判。津田进而认为,思想、文化一般说来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从此角度出发,对徒有其名的"亚洲"、"东洋"概念作出了否定。最后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反对概念化与法则化,对以抽象化为本质的哲学持冷淡的态度。     

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修律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但由于修律本身只是清廷变法自救的产物，因而《新刑律》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是一个新旧杂处的矛盾体。一方面，《新刑律》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制度中的精神、原则和立法技术，确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废弃了沿袭几千年的肉刑和酷刑：另一方面，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十恶之罪”、“容隐”、“尊卑”等维护封建常纲礼教的内容也被大量地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价值宽容主义与东亚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文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逐渐趋于和平缓和,东亚各国和地区面临着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良好机遇。亚洲“四小龙”抓住了和平环境和产业技术革命的契机,社会经济在日本龙头的带动下终于实现腾飞。从法文化角度看,以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社会经济起飞是与法价值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法思想的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社会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造成法观念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价值宽容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价值宽容主义”也可以称     

西田国家观批判

西田论述的国家实际上是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国家。然而,在论述国家拥有的“绝对性价值”时,他终将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具体化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并以此诠释日本国体的“特殊性”,暴露出西田国家观的矛盾性。西田国家观表现出与战时日本社会思潮一致的强烈抵制国际通用理念和近代意识的倾向。战时,在日本社会大肆宣扬“东亚共存共荣”、“充当东亚领袖”的语境下,西田的“世界新秩序原理”不仅没能突破侵略主义、帝国主义的窠臼,而且为军部推行的侵略亚洲政策提供了“原理”和“道义”支持。     

抗战期间香港报业工人的反汪罢工斗争

1988年10月以后,随着武汉、广州的沦陷,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向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主要目标也由国民党方面转向中国的解放区;并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同年12月22日,近卫发表了一项以“防共”为词的诱降声明。在这样的形势下,早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往来的汪精卫集团,首先公开叛变投敌。汪精卫潜离重庆,逃到河内,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29日)电。随后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卖国投敌活动。他们在香港主办的汉奸报纸——《南华》、《天演》、《自由》等三家日报,就是他们进行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阵地。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