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台的形成及其宗教功能考论

琅邪台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虽然关于它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多相信它与秦始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从先秦典籍来看,琅琊台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发挥着独特的宗教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琅琊台所承载的宗教功能,吸引了秦皇、汉武,也构成了早期琅邪文化的特殊品格。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先进与落后”、“防御与进攻”之辨——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不能简单地认为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民族进攻,农耕民族防御。在长城以北发展游牧经济,既突破了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又保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处于总体上的进攻与扩张,战术上的防御与退守态势,而游牧民族则处于战略上的退缩与战术上的进攻态势。     

论郑成功与施琅发生冲突的原因

1651年,郑成功诛杀大将施琅的父亲与弟弟,迫使施琅降清。研究明郑史的学者多叹息郑成功这一决策错误,从而化友为敌,埋下32年后施琅率清军攻克台湾消灭明郑政权的种子。本文认为,郑、施虽为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同的政治态度注定了他们要分道扬镳;其矛盾激化在实质上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场权力斗争。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的词典学价值

泰汉出土简帛文献语料十分丰富,所属时代明确,在词典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它可弥补传世文献语料的不足,补充或提前书证;补充新的词条和新的词义;订正错误的释义.它还包含丰富的通假宇资料,对战国秦汉通假字的研究和编收有很大的意义.     

论晚清狭邪小说《海上鸿雪记》

晚清上海狭邪小说出现了很多使用吴方言创作的作品,《海天鸿雪记》是＂在这一类小说中比较可称者＂。小说以上海妓家生活为主要描写内容,近真地表现了当时上海的都市社会景象、市民生活形态和内心感受,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也反映出都市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在艺术上,小说叙述结构独特,叙事新颖,显示了由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某些特点,吴语运用精当,附加点评也别具特色,是一部颇具认识价值和艺术特色的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琅华馆帖》的文化价值

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和他的儿女亲家张鼎延往来的诗文及信函,由张鼎延雇请匠工镌刻成石碑,碑文称为<琅华馆帖>.<琅华馆帖>在当代被发现,现收藏于河南省洛宁县文管会,它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是史料价值,由此可了解王铎和张家交往以及张鼎延之父张论的一些事实.二是文学价值,其中王铎、张论、张鼎延等人的一些诗文作品不见于有关的诗文集,足堪欣赏,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补充资料.三是书法价值,其中王铎的一些书法作品不见于传世的各种王铎书法作品集,极其珍贵,张鼎延的书法作品也颇具特色,有传世价值和审美价值.     

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

在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昔日的海上帝国——扶南已经没落，室利佛逝正在迅速崛起，为中国同南海海上交通重心的南移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外的航海技术交流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和阿拉伯在航海术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中国南海海上交通重心的南移提供了技术保障。     

论近代狭邪小说对"情"的表现

"情"是近代狭邪小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的中心观念之一,小说作者不仅以开篇的"情"论醒目地标出,而且借小说人物或叙述者之口反复予以强调.三部小说都较好地处理了情与欲的关系,在狭邪风月的描摹中表现出重情斥欲、不涉淫亵的优雅风度,超赵了历来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但因对"情"的真正内涵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不能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和用情资格论,因而难以达到<红楼梦>"将儿女之真发泄一二"的思想高度.     

从利益集团理论谈战国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

从利益集团理论出发,探究战国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研究过程表明:各种利益集团的演化是战国秦汉间土地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因素,土地制度变革的动力机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变革结果是土地国有的弱化和土地私有的强化.     

从利益集团理论谈战国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

从利益集团理论出发,探究战国泰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研究过程表明：各种利益集团的演化是战国秦汉间土地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因素,土地制度变革的动力机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变革结果是土地国有的弱化和土地私有的强化。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儒、道互补文艺观的演变

儒、道两个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争鸣和在汉初的互绌,既有学术思想上不同的原因,也有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因素.秦汉时期,儒、道在政治等领域争夺主导话语权的互绌,并未妨碍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融合.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在审美特征的论述上,在审美标准的主张上;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论述的侧重不同,恰巧构成为古代文论互补的结构.儒、道互补的文艺观是汉赋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汉赋作品也表现出来这种互补的文艺思想.     

试论战国秦汉城乡关系的新变化

战国秦汉时期,城乡关系较之商周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城市与乡村走出宗法共同体,转化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关系,中央王朝以城市为节点对乡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城乡管理方式配合相对宽松的工商政策,推动着城乡商贸关系的日渐丰富与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行政地缘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由此实现了城乡双向的文化互动与人员流动。战国秦汉城乡关系的新变化是中国上古国家向中古国家转变的结果,奠定了此后两千年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问题的辨析——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从人类文明史整体发展阶段而言,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民族进攻,农耕民族防御。在长城以北发展游牧经济,既突破了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又保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处于总体上的进攻与扩张,战术上的防御与退守态势,而游牧民族则处于战略上的退缩与战术上的进攻态势。     

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

河西走廊是秦汉时期华、戎交往的重要门户,承载着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学术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汉朝,汉王朝丰富的文化与学术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河西走廊,是双方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与历史见证。两汉时期,佛教、道教等已出现在河西走廊上。后世产生的小说、戏曲,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     

乌托邦与救赎——论前期狭邪小说的历史文化症候

以《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为代表作的前期狭邪小说通过将狭邪"审美"化,在文本中执意构建了一个虚幻的"情爱乌托邦",而这背后实际隐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症候,即创作者追怀往昔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心态和力图通过文化的继承救赎自身的主体省思。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的报刊化写作与小说变革

近代文学诸文体中,上海的狭邪小说率先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报人参与小说写作,借助报刊发行传播,由此带来小说变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