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的学术背景考论

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具有空前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 ,各种学派的交流、碰撞 ,为古文献新证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而大量地下新材料的发现 ,引发了对新、旧材料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 ,为古文献新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在疑古思潮的刺激和古史新证的影响下 ,古文献新证研究在 2 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笔谈)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船山学的博大精深与别开生面——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

船山学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的学理化体现和体系性呈现,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能够自成体系并长久绵延的内在机理和学术价值之综合凝结。船山学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既在于她对中华学术文化或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显示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特质,也在于她在总结中华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试图促使其别开生面,向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破块启蒙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体现出一种'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或革故鼎新的学术品质。     

故宫博物院召开“故宫学的范畴、体系与方法”学术研讨会

为进一步构建日益成熟的“故宫学”整体框架,聚焦故宫学研究的宏观认识和研究方法,交流该学术领域的新资料、新信息,研讨共同关注的议题,为各界相关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学术观点、分享学术成果、促进学术联系的平台,推动与完善故宫学学科理论建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举办“故宫学的范畴、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徽学与当代学术

20世纪 80年代后 ,徽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其兴起的原因有多种 ,但与当代学术潮流的走向相吻合 ,是重要的原因。其与当代学术潮流有四个方面的吻合 ,第一是新资料所带来的新学问 ,由于徽州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典籍文献 ,使徽学超越了一般地域文化研究的层面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第二是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地域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徽州地域文化以其特色和丰富性 ,和宏观研究形成互动 ;第三是 80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史、经济史等专门领域的拓展 ,民间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 ,徽州大量的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社会生活情态 ,从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第四是当代学术越来越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徽学已有的成果体现了这样的交叉 ,显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近二十年文言梦幻小说及相关研究综述

文言梦幻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二十年来,许多梦幻小说研究论文在继承传 统研究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古 代文言梦幻小说的研究拓宽了道路。从文言梦幻小说源头研究、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版本考据研究、艺术理论研 究以及相关专著研究等方面略作总结,可使我们对此课题有一整体性了解,对文言梦幻小说的发展现状有一总体 性把握。     

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

本文以童庆炳先生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十家为范例 ,通过他对孔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 ,庄子“虚静”说 ,刘勰“蓄愤”、“郁陶”说 ,李贽“童心”说等理论命题的探析 ,论述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是找到了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 ,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 ,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 ,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 ,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后半部分还对童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术策略的“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原则稍稍作了延伸展述 ,并呼吁当代中国学者应对本土的古代文论努力作出自己的阐释 ,不再仅是得益于西方的“李约瑟”们。     

中文古籍数字化的成就与挑战

我国古籍可分常规古籍和特殊古籍两大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 ,古籍数字化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用现代手段整理、开发、保存古籍文献 ,是古籍发展的趋势 ,也是其唯一出路。中文古籍数字化在 2 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辉煌成就 ,尤其在特殊古籍数字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随着古籍数字化向纵深发展和用户要求的提高 ,古籍数字化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五条路向——兼论其对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新时期文学语言研究大力吸取了西方的有关研究成果 ,但忽视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所论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 ,有些论点极富启发性 ,是当今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条路向 :文质论 ,“言、象、意”理论 ,“赋、比、兴”理论 ,文体学 ,诗歌音韵学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关于建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的若干思考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处的困境和存在问题 ,并从参与现实文化创造、体现当代人文关怀 ;应着手古代文学研究结构体系的重新建构 ,以期形成一个独立、明晰的学科畛域和稳定、开放的结构体系 ;找出研究观念变革的着力点 ,形成科学、多种的研究手段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通 ;张扬学术个性、重铸学术品格等四个方面为其困境寻找出路 ,以期通过应变求生存 ,在生存中求发展 ,在发展中求完美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的相关问题——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之阐释

叶嘉莹研究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其出发点是因为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和国内的青年学者在诠释中国古诗时往往出现偏误,她觉得有责任做纠偏工作。而在实际评说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她感到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非常有必要,它有助于对中国古诗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在具体阐释分析上,她自己即以比较现代的观点阐释了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的诗作及其特征,同时又提出了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