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警察生活之管窥

清末新政时期,近代警察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西方引入我国。伴随着警政建设的发展,近代警察职业群体出现于市民社会中,他们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近代北京警察生活的探析,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全国警察群体生活的大致概况,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十年来北京近代市政建设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北京近代市政建设问题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使近代北京城市史的研究不断深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三十年来北京近代市政建设的研究加以总结和梳理,评述了学界在探讨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运行、市民生活变迁,以及城市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警察与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以1901～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北京[1]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原有的治安管理体系几近瘫痪,城市秩序混乱。为稳定城市秩序,警察出现在市民生活中,具有现代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的警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北京治安在政府、警察与民众的互动作用下,出现了一些好转,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从戊戌维新看近代北京、上海的城市互动

近代以来的外力入侵使北京与上海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城市 ,北京和上海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性、思想性特征使两城市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连续不断的互动。城市间的互动不仅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 ,而且也推动了北京与上海的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     

城市近代化:近代北京书业发展的动因

20世纪上半叶 ,近代北京书业有了长足发展和结构性变化 ,从而为现代北京书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着重从北京近代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 ,分析书业发展与城市近代化之间的关系 ,指出“近代北京书业发展的动因在于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

中央公园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研究现状与档案资料综述

成立于 190 9年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是在北美协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在2 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 ,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北京城市的变迁 ,也展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相遇、冲突和混合的过程。本文论述了它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的档案资料 ,分析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     

近代广州士绅的来源与介入城市事务的特点

士绅是科举制度的历史产物,近代是士绅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阶段。随着国门的打开,士绅的来源在清末民初也变得非常复杂,由商而绅、留洋而绅的大有人在。广州一直以来提倡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士绅持续地通过文澜书院等组织干预城市事务的决策,作为城市利益的代言人,本土士绅在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上海的中国新派学者与西方传教士

有“西儒”之称的传教士与中国学者构成的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群落,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致力于开埠后的上海城市各项文化事业建设,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术走向繁荣,也在促进社会变革、宣传新思想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处于社会过渡转型时期的中国文人学士,在和来华的洋教士学者密切合作交往中,共同译书、办报,开办医院和学校,使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相融之地,从而相应地衍生出反映上海特征的近代城市文化。     

北京地域文化与北京题材电视剧

城市题材电视剧跟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的脚步,表现了当代社会的都市面貌和市民们的生活状态,也凸显了时代风尚和城市品位及城市人的心灵历程。都市题材电视剧所讲述的故事,会因取材于不同的地域而产生不同的文化表现、差异的风格面貌,也产生了多样性的文化魅力。其中,北京都市题材电视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通过研究新老北京文化,研究北京题材电视剧。     

Absolutism and Air-conditioni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angkok Cinemas

ABSTRACT

The design of the Sala Chaloem Krung, one of the first modern cinemas in Asia, created a new sensory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public were not only enfolded into the spectacle of modernity but were expected to behave in keeping with its palatial surroundings.     

北京市人口分布与服务设施分布的协调性分析

本文基于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北京市人口分布的现状特征。同时采用对应分析方法 ,对北京市人口分布与服务设施分布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即分别对照人口分布现状与城近郊区医院、中学、体育场馆、影剧院等服务设施的分布现状 ,分析人口与上述各项服务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适应性与不协调之处 ,揭示了人口分布与服务设施分布之间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北京市人口与服务设施分布的协调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真、善、美: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源及其在服饰上的体现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也是人类对宇宙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加以认识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探索以追求“真”为动力,以造福人类即“善”为本源,而“美”视觉化地反映了真和善的这种当前状态;艺术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形象化揭示,是对“真”的表现和再现,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果。艺术形象的启迪、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作用,在驱动欣赏者积极、向上、至善。因此,真、善、美分别是科学与艺术的艺同精神、终极目标和理想标准。三者在服饰上得到生动体现。     

非人间、曼陀罗与我圣朝:18世纪五台山的多重空间想象和身份表达

18世纪，五台山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区域、多文明的神圣中心，吸引着来自我国的汉地、蒙古、藏区以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地的朝圣者。此间，大量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五台山山志以及朝圣指南频出，包括僧侣编写的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等朝圣指南以及清廷主导编写的钦定山志。本文通过比较关于五台山的四个汉藏文本，分析这四个文本中的汉传佛教叙事、藏传佛教叙事和皇权叙事，探讨不同叙事呈现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对于空间和地景、民族和国家、世俗和神圣等概念的想象和表述，进而以“文明”的视角拓展对知识生产、神圣空间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文章解绑了语言、民族、文化、国家等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帝国作为一种跨地域多文明体系的国家形式，指出帝国的扩张过程并不是帝国中心不断推进、“文明化”作为文化和自然的边陲的过程，而是多文明体系互动交融，不断参与帝国的文化和自然的建构的过程。     

整合药礼: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哈尼族阿卡人的整体宇宙秩序为观照,运用文化阐释方法剖析其病痛观及相应医疗实践,以理解其“药礼结合”的治病方式,并挖掘阿卡社会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阿卡人认为人包括人体与人魂,有些病痛只是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物治疗;有些病痛则被视为人与不可见的灵、鬼、神、老天爷等非人存在物互动交流的渠道,是人违背宇宙秩序招致的惩罚,需诉诸献祭仪式以求病愈。社会—宇宙的集体道德通过这些病痛被内化到个体当中,后者在不确定的病痛及相应治疗仪式中反复确认和维护宇宙秩序的权威,维持了社会—宇宙的更新与延续。正是“药礼结合”的多元实践,保证了阿卡礼成功以病痛作为落点来整合社会—宇宙秩序,从而保证了阿卡礼的持续运作。     

Subhumanism: The re-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symbolic ontology in the migration debate and beyon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proposes that the contempt for immigrants, refugees, or asylum seekers around the world i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powered by an ontology of the subhuman, a term that was used in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n race and eugenic theory, as well as in fascist Germany, to describe and justify the mistreatment of minorities or perceived enemies. “Migrants” are not afforded the same rights and respect as other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not conceived as real humans, and their subhuman status allows them to be understood as criminals, degenerates, and even parasites, which are infesting the orderly body of the nation. Subhuman theory works with affects rather than with theoretical analyses, with visualiza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stead of intellectual concepts, and with a normalized, manufactured common sense. It is argued that at the core of the subhuman lies the idea of chaos, unhealthy appearance, and disorderly behavior, from which humanity is removed. Discussed are processes of subhuma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humanism and racism as well as fascism, and the dialectics between the particular and the general, which proposes a shared world for all humans. It is suggested that psychological concepts are limited, and that political, legal, and resisting action is required to combat the re-emergence of a normalized ontology.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Considering Improvisation: Play,Transitional Space,and Discove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improvisation in the therapeutic setting as a complex construction when elaborated in the idiom of jazz music. A composite clinical case is offered that illustrates an impasse and how improvisational thinking offers a way forward. Improvisation has recently been conceptualized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ater improvisation, dance, and rhythm. The therapeutic hour is considered an improvisational dialogue with the main theme (melody) and counter melodies, and harmonic possibilities that underlie the rhythmic pulse of the hour. Improvisation requires a reflective/interpretive process that draws on patterns, structures, and experiences reformulated in the relational field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client initiates the call and response pattern, from which improvisation emerges as a mutual process of discovery. A more relaxed, receptive, and reflective posture extends Winnicott’s 1971 notion of play to integrate classic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onal interaction.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上）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