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教育监察机制及其困境——以四川学务处为中心的考察

学务处作为近代四川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在对地方教育管理及监察运行过程中借鉴古今中外之法,创设查学制度以及省、厅府、州县三级管理监察体制,对清末中央教育体制和视学制度的建立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其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凸显出近代教育机构在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不仅未达到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反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论高等学校监察工作的特殊性及监察机制的完善

高等学校监察工作在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监察主体、监察对象、监察内容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加强高等学校监察工作,提高高等学校管理水平,必须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为重点,重视监察过程并及时纠正偏差,全面加强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更好为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保证。     

资源产业链演化机制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

资源产业链是以资源为核心的要素整合机制.资源是资源产业链的基础要素,知识、资本是驱动要素,生态是制约要素.通过对实体的抽象,可建立以知识、资本、资源、生态共生关系为基础的资源产业链动态演化模型,并以此构建资源产业链"四要素整合"机制.基于这个模型和机制来分析,目前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链仍处于由初级向中级迈进的转折阶段,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知识要素驱动优势,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实施三要素共同提升,以实现产业链的深度、有序和完整性演化.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美国因素——以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为例

中国不断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的必然阶段。美国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国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历史之后,以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为例,重点考察美国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利益评估、政策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最后,本文就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作用给出了初步的结论和建议。     

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衔接机制研究——以民事行政检察为对象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行,检察机关的职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自侦职能转隶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查办审判人员违法从内部协作转为外部衔接,民事行政检察机制重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从检察权、监察权特性出发,根据职权配置,分析研究两者的共性和边界,以及监督资源整合,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两个层面,构建民事行政检察与监察衔接机制。     

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亚洲开发银行中的美日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亚洲开发银行,是面向亚太地区的政府间区域性金融机构,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1966年,美、日两国的积极参与共同促使了亚行的成立,随后两国围绕亚行的“发言”主导权展开了博弈,在亚行中逐渐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极结构”。双方关注的利益以及各自亚行政策的不同成为美、日两国进行博弈的根源所在。美、日在亚行中的博弈历程也为中国的亚行政策给予深刻的启示。     

世界银行贷款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大量地利用外资.其中,世界银行是一个最重要的引资渠道.世行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把对贷款管理的先进经验引入我国,这些经验对即将加入WTO的我国具有深远的意义.世界银行的贷款不仅给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资金,也给其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本文通过对世界银行的采购程序和相关规定,特别是合格货源国制度、招投标制度、"黑名单"制度、贷款监管制度等的分析,指出世界银行是如何管理其资金,确保在使用贷款时的公平竞争、遏制腐败活动和作弊活动,从而使其资金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银行的成功经验,对如何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商业银行如何监管其贷款,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西部经济的效应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以西部典型省份陕西省为例,就新出口退税政策对西部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2004年中国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西部地区外贸出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出口退税效率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进而提出中央应给予西部地区优惠政策,西部应建立相应的财政保障体系以及企业调整经营战略等完善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论世界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工程移民为例

世界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 ,是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执行过程出现许多失误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的。它的基本内容是 :要尽可能避免非自愿移民并减少到最低程度 ;移民政策的目标是恢复移民的生活水平和获取经济收入能力———并在可能时去加以改善 ;移民政策主张 :鼓励移民和移民社区的人们参与移民安置和生计恢复的规划 ;世界银行的目标是 :努力将非自愿移民过程转变为以开发为目标的移民社区的发展 ;非自愿移民补偿的基本政策是 :只给予现金补偿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考虑移民找到新家和就业机会的能力 ;保护环境应当成为移民安置计划的重要目标     

开发性金融在公共卫生防疫中的作用———以世界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为例

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重点受其国别发展阶段及发展目标的影响,但逐渐也开始介入卫生防疫领域.近年来全球重大卫生事件的频频暴发,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急需强化对卫生防疫领域的支持,同时解决结构调整计划中不利于卫生部门发展的附加条件及援助碎片化等问题.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对卫生防疫领域的投资,并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杠杆和导向作用.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从1996年世界银行启动反腐败战略以来,经过多次调整,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全方位而更有针对性的反腐败战略框架。通过加强内部机制建设和管理、严格审查融资项目中的贪污贿赂、援助各个国家的反腐败活动、在国家援助战略中倡导反腐败、支持国际性反腐败合作等措施,世界银行在反腐斗争中发挥了卓越作用。总结世界银行反腐败的经验和特色,尝试提炼出可供中国借鉴的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机关如何打造法治产品——以监察证据为切入点

监察体制改革后,作为政治机关的监察委员会承担了收集监察证据的法治任务。针对这一新现象,需要回应为何由监察机关排他性承担此项任务,能否完成、如何完成法治化证据产品的打造重任等问题。针对如何打造法治产品,需要在观念层面高度重视《监察法》规定的证据标准,在主体层面构建法律化运作主体,在制度层面构建程序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和标准,以及在机制层面进一步强化内外部控制。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关于对我国完善反腐败机制问题的思考

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以完善我国现行的纪检监察机制。具体可以从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独立性、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提高监检机关地位和权限这三个方面来入手。     

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论文基于VAR模型,以云南省为例,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进行评价,认为云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是:社会需求、人口素质、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     

略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科学的监察运行机制和方式是提高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官吏活动的全过程的监督 ,精心擘划了一套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严密的监察方式。文章根据“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 ,集中探讨了古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方式的可鉴之处     

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利益补偿机制——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作为一种纯公共产品,生态环境需要建设和保护,也需要相应的投入。从来源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资金可从市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和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获得。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三个渠道提供的资金有限,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存在巨大的资金困难。因此,需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利益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