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狂欢”与文学研究的“复调”

随着文学的“泛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艺学科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文章阐述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危机意识生发的原因 ,并力图提出有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休闲文学”争鸣(三篇) 也谈休闲文学

休闲文学是具有休闲功能的文学作品 ,它不同于主流文学 ,也不同于通俗文学。休闲文学不是现在才悄然勃兴的 ,它一直是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文学终结说”的思考

针对学界关于文学是否面临终结的讨论,认为文学为人类通向自然家园提供了一条反思的路径,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以及作为话语的蕴藉属性,使得文学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文学以其特殊的属性广泛、持续而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它不可能也不会走向终结。     

也谈“文学与艺术的起源”

“文学与艺术的起源”一直是争议颇多而又常议常新的话题。近年来,由于各种文学艺术新思潮的侵扰,“文学源于劳动”的传统学说受到猛烈冲击,继而关于整个艺术起源的研究也陷入低谷。笔者认为要最终解决“艺术起源”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应该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     

文学“误读”的原因探析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是使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维因素,读者的阅读是文学的再创作。文学的“误读”是文本解读的常态。“误读”现象的产生既受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有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个体性差异,其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世界文学”的历史解读

\"世界文学\"是一个形成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概念.它表征为一种民族文学间的精神分工、世界化功能、交流互换等的关系运动,并受到民族文学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的制约.它的性质依各民族文学的动机与方式不同而不同,其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比较文学研究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操作原则.     

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但何谓消费主义？谁主世界潮流？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所谓的主流大国和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主要是少数西方大国和综合国力强盛国家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高于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茅盾文学翻译思想的文化解读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也为探讨茅盾的文学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茅盾在1916年至1949年的33年间,翻译了外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其中大多是弱小民族、苏俄以及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茅盾对翻译问题的认识极为深刻,开创了国内翻译界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先河。同时,茅盾致力于世界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实现他那“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的政治目的,具有十足的功利性。     

“萧红现象”的文化意义

“萧红热”成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电影《萧红》《黄金时代》的上映,萧红已经由一个文学作家变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人物.“萧红现象”的形成和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背后都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新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思潮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兴盛为萧红的回归营造了有利的文化背景;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和注意力;而萧红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使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我们透过这种现象,应该进一步思考以萧红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如何与当下的大众文化同存共生.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     

也谈“文学的终结”——兼与不同论者商榷

文学独领风骚时代确已成为历史,以图音为载体的“影像艺术”正在逐渐称霸,但文学永远不会终结。从长远来看,高科技所引发的媒介革命一定并只能使文学不断生发出各种崭新的形态,文学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延伸;同时即便是依托于纸质媒介的传统文学形态也会依然存在,并由于它本身独有的优势,难以想象它能够被新的文学形态完全取代。“文学将要终结”这一论断的原初以及它的不断演绎当有它特定的语境,并表达着论断者取自于独特视角的阐释和判断。如果离开具体的语境,一味的争论所谓“文学会不会终结”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电子时代的大众书写——谈手机短信的文化色彩

该文对电子时代出现的时尚文学——手机短信进行分析归纳,探讨它在传播学角度、文化角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表征。民间特色是短信的活力与魅力所在,并且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的影响,体现出当代大众文化的独特魅力。     

汉代听琴典故的文化解读与文学意义

听琴故事最早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在其成为杂剧、戏曲、小说中固定叙事模式的过程中,汉代的听琴典故实为其滥觞。在相如琴挑文君故事中,琴开始用来传递男女之情;而蔡邕听琴惊心的闲笔深意式写法,则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深远。两则听琴典故都为正史所记,而在其流传过程中,典故主人公在后世文学中所被塑造成的不同形象,则由中国古代士阶层的性格特征所决定。听琴不但承载了诸多文化因素,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大众文化转型背景下文学的"泛文化"转向分析

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文学,在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后,自身存在状态逐渐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并随着大众文化的发生、转型而逐渐产生不同于传统范畴演变轨迹的剧烈变化。除一小部分大致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学的状态,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泛文化的倾向,扩大了传统意义上文学的边界,对文学的传统生存模式带来挑战。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未来

北大教授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关于“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采访时抛出了新颖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的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这句话的内涵是很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上的优势,在文化领域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众文化受西方文化的渗透,民族精神衰落,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又由于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受到西方标准和西方话语的制约。从西方反面经验和韩国的正面经验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想保持自己的特色,并迅速发展,大众文化的传播途径可能是最经济有效的,但是大众文化产品也只有包含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只有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的文化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主语突出”与“主题突出”思维模式对比——脱离语言外壳的英汉翻译

英汉对比研究与翻译转换问题紧密相连,不仅涉及到语法,还有思维模式差异。其主要差异在于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这两种倾向在表达方式上相去甚远,给翻译造成的困难尤其明显。本文旨在探讨英汉对比中＂主语＂与＂主题＂两个影响双语转换的核心参数,试图找出符合两种语言思维特征的译法,脱离语言外壳,正确处理好两种结构的转换,使译文语篇连贯流畅。     

大自然文学的文化“空间”

刘先平是我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在大自然文学中,自然与人是文学塑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作者着力表现的情感对象。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体,更是作者文学观和价值观的隐喻体。自然的在场、人的在场;自然与人的关系存在、价值生成都远远高出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的构成以文学作品为表征,体现出作家、世界与作品的关系,也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说的开放性。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文学:在文化生产系统中变构——文化生产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文化生产”理论的运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文本中心的思路,而将视野扩充到社会文化的生产系统,在整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实践方式和文化规则.海外学者以先发近取的姿态,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三个关键阶段楔入,发掘文化生产模式变化与文学发展的深层对应,即晚清现代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催生作用;20-30年代扩张的文化生产对现代中国“文学场”的有力构塑;解放区特殊文化生产体制对文艺内在逻辑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