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公民政治参与（专题讨论）——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探析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否为民众满足其个体安全需要提供有效的条件成为对政治系统合法性提出的严峻挑战。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又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党和政府应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降低民众面临的个体风险并促进社会分配公正,以此来巩固、拓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治调节机制

政治调节机制是指政治系统通过各要素的有机运作,用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协调有序发展,实现人的主体性确立和全面发展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和功能的总称,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对政治调节机制进行优化。     

公共选择视野中的政治参与

本文尝试将公共选择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系统理论相结合,从逻辑上考察微观的平民选择政治参与行为的偏好对宏观政治系统稳定和演化的影响。政治参与中的个人同样具有“经济人”的性质,在纯粹利益动机下,个人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向政治系统输入(政治)资源的愿望,而是无偿地消费政治系统提供的公共产品;政治系统则通过制度方式约束个体的政治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个人消极的选择成本。因此,在制度与个人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对称的博弈。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论题展开分析:(1)政治参与中的个体所具有的“经济人”特征;(2)“经济人”的微观行动与宏观制度间的不对称博弈;(3)政治活动中“经济人”的偏好选择所产生的宏观效应;(4)政治参与和政治系统发展间的关系。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执政道德: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在执政后,其所提供的统治秩序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的问题,是每一个执政党都面临的重大问题。执政道德是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在执政合法性的视野下,科学认识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增强执政基础,稳固执政地位,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执政道德建设要在遵循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党的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建设。     

宪政视域中的政治稳定

宪政所表明的是一整套规则、一系列观念和一种稳定状态 ,它能够提供基本的政治资源 ,从而有效保持政治稳定。这种功能体现在对权力进行限制以防止权力滥用、化解政治冲突中的矛盾、维护多元社会的秩序和防止意识形态专制等方面。     

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

将社会保障置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中,以政治系统理论解析社会保障的起因、发展及演变过程。运用政治学的理论论证社会保障的建立不仅是由于“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的需要,还是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产品”。     

多层治理与欧洲联盟合法性的重构

欧洲联盟的合法性问题源于其决策与欧洲民众的疏离所引起的民众对欧洲联盟认同与支持的下降.多层治理为超国家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决定欧洲联盟事务提供了机制与平台,适应了市民社会参与欧洲联盟事务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欧洲联盟政策制定的透明性和民主性,提高了公众对欧洲联盟的认同与支持,满足了合法性的规范要求和经验内涵,为欧洲联盟合法性的重建带来契机;同时,欧洲联盟合法性的重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论宽容的政治价值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的调适

宽容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治理规则;它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保障权利的法治结构、多元共处的社会秩序、谋求共识的政治程序.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况,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文化调适,有必要考虑以宽容为价值取向,构建"和而不同"的体系文化,维护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系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尊重规则的行为文化;营造以关注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互惠共享为取向的政策文化,实现并保持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和谐.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中轴范畴。政治合法性一般在价值和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认可、同意和服从;在执政党建设中,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理性认同。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而且有助于推进政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时代诉求,是中共强化执政合法性的系统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判断与负面事件损失外溢范围

组织的负面事件不仅给当事组织带来损失,还可能会给其他组织带来损失。负面事件损失外溢的范围大小存在差异,是因为社会判断在负面事件损失外溢中的作用不同。社会判断是个体对一些事物社会属性的预期,对当事组织的社会判断(比如组织美誉度、组织合法性)会影响到听众卷入事件的程度,组织合法性比组织声誉更能让更多的听众高度卷入。同时,社会判断影响着每个个体的个体判断方式,从而影响着最终受损组织的数量范围。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

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的战略选择和实际成效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选择了一条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路径。意识形态在有效作用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和谐视阈下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社会角色理论为视角

基层组织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基层民主、推动社区共治和实现民众康乐的理性诉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角色"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一定位置时所执行的职能。角色既可以由个体充当,也可以由组织承担。以社会角色理论为视角审视基层组织,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其存在理由、剖析其功能、解析其困境和探析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