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

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

"民工荒"问题研究为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前推力、产业技术进步的后拉力和城镇化进程的固化力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区域和年龄的结构性短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一个固定时点而是在一个区间徘徊运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为核心,以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和市民化为基点的农民就业转型机制。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转化探索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有限供给阶段,但古典二元经济学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理论未明确提出劳动力有限供给,导致学界在讨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时,出现一些争论。在研究二元经济转化路径时,又假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现代部门主要将工资作为成本,通过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农业劳动力,但长期低工资会造成消费不足、劳动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文章在界定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出现时点、无限到有限过渡期、有限供给阶段。文章建议,在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与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向稀缺转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现）中,推进中小微企业使用总体报酬,激励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劳动,实现劳动者、企业与二元经济转化共赢。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农民工短缺

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理论模型。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理论分析,以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影响最大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例

文章使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采用Mincer工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三地居民的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三地虽然同为中国经济改革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在分析性别收入差异时,经济发达地区不能作为一个同质体,它们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也不应该被一概而论。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例

文章使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采用Mincer工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三地居民的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三地虽然同为中国经济改革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在分析性别收入差异时,经济发达地区不能作为一个同质体,它们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也不应该被一概而论。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及其扩展在中国的实证分析

最初的临界最小努力模型描述了在一定的转折点将农业剩余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所应付出的最小努力程度 ,对年度努力状况未加细致分析。为此 ,我们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得到计算年度努力程度的修正模型和扩展模型。我们利用原模型和修正模型及扩展模型对中国就业非农化年度努力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利用原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 ,而利用修正模型和扩展模型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拟合较好 ,扩展模型尤为恰当。我们还将扩展模型用于研究第三产业化的努力程度 ,我们发现 ,在现有发展水平下中国的第三产业化实际上已经很充分。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