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人口婚姻状况初析

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婚姻状况不仅影响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的高低,影响人口的增减和迁移变化,而且影响妇女的行业和职业。这次人口普查,对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包括未婚、有配偶、丧偶、离婚等现象做了调查。现仅根据电子计算机进行的10%提前抽样汇总资料,对宁夏人口的婚姻状况作一简要分析。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贝叶斯网络来学习和构造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系统,通过比较不同算法下贝叶斯网络结构的差异,说明江苏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研究发现,城市是影响流动妇女职业和收入的关键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培训并不直接影响流动妇女的职业和收入。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别观念向现代型转变,而且不同类型的流动对性别观念的转变影响程度不同.单独流动的妇女观念最为现代,夫妻双方一起流动的妇女相对传统.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以家庭经济地位关系为基础,不仅受到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夫妻间相对经济水平的影响.     

北京市老龄人口的婚姻状况

婚姻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状况的各项指标,如未婚、初婚、再婚、丧偶、离婚、婚龄等的变化,无不影响到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方面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妇女生育模式变化时,首先考察她们婚姻状况的变化,并非偶然。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西北地区妇女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分析

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剖析西北地区妇女目前婚姻状况及特点,探索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地区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1年对吉林省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延边朝鲜族地区的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的外流决定显著的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婚姻状况及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对于本地非外出的女性劳动力其短期外出规划会受到家庭中是否已有劳动力外出等多个变量的影响,而长期外出规划则仅仅受到其当前劳动分工的影响;相对于非留守女性,留守妇女的家庭负担主要来自于抚育子女。     

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青岛市流动人口中已婚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本文对青岛市流动人口中已婚妇女社会学特征、婚姻状况、婚前性生活、避孕和妊娠情况、生育状况、性知识教育和需求情况、婚后避孕状况等进行了调查，并做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青岛市流动人口除一般特征外，具有省内流入为主、联姻范围窄的特点。在已婚流动妇女中，婚龄与年龄呈正相关，婚龄差与年龄呈负相关。这与常住人口的调查结果不同。从总体看，这一人群性观念逐步开放，但性知识缺乏，妇女自我保护意识极其薄弱。     

中日育龄妇女婚姻状况特点及其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

<正> 中国和日本都是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的人口大国,同属东方文化,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比较分析这两个毗邻的人口大国育龄妇女婚姻状况在各自的社会经济、相似的文化条件下的异同,观察其历史演变过程、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日本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提供了其15——49岁育龄妇女的婚姻状<一>况资料(见表1),我国前两次人口普查没有调查人口婚姻状况,只能利用间接得到的几个代表年份已婚妇女(包括有配偶、离婚、丧偶的妇女)的比例资料(见表2)。对比中日两国育龄妇女婚姻状况,可以看出: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也不存在影响。     

流动妇女孕期保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厦门市开元区流动儿童健康与教育状况调研课题”的抽查结果 ,描述流动妇女的孕期保健状况 ,并对流入厦门的流动妇女以及常住妇女的孕期保健水平进行比较 ,在此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妇女孕期保健水平的理论假设。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流动妇女或配偶的文化程度、流出地的城乡类型、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已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决定流动妇女孕期保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文章还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改善流动妇女孕期保健状况的几点建议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

文章以中国中部劳务输出大县(江西省修水县)为个案,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3个维度就当前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社会资本、传统家庭文化和城市融入4个方面就影响该群体遭受婚姻暴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增加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学历越高,遭受重度身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助于抑制婚姻暴力的发生;资金借贷和重大决定支持网规模、亲属支持密度是影响婚姻暴力的社会资本变量;流动妇女对传统家庭文化认知越高、迁移愿望越强,其遭受婚暴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法制化、多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充分激活多元主体在预防和控制婚姻暴力中的职能。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婚育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2²014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相关数据,选取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对其婚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初婚所占比例较高,选择在流入地结婚和生育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延迟,地理通婚圈不断扩展。有71.2%的流动妇女生育子女个数为1个。流动妇女中婚前怀孕比例较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和初婚年份。     

广东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变化特征与生活能力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广东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大幅度上升,丧偶比例大幅度下降,婚姻结构与全国趋同。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差异显著但趋于缩小。流动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更高、丧偶比例更低,对总体老年人口婚姻结构产生影响。有配偶老人生活能力最强,丧偶和未婚老人生活能力最弱,有配偶、离婚的流动老人生活能力更强一些。社会养老服务和保障应关注不同婚姻状况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流动男女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

流动男女的婚外性问题备受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国内在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研究领域同时聚焦流动人口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本文使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描述分析和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高于流动男性。通过嵌套模型对比发现,大部分指标的影响都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性别差异,个人年总收入、婚姻状况、流出地、流动时长以及工会参与程度等因素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有促进作用,年龄、政治面貌、配偶是否同吃住、亲友联系密切程度等变量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则有抑制作用。但是,受教育年限和子女数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数越多的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也越高,但二者对流动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对比流动男性,流动女性在自古以来的社会性教育和性规范中一直处于相对压抑的位置,因此教育对于流动女性的性观念转变存在更为明显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鉴于自身投入以及为子女成长提供一个和谐家庭环境等考虑,流动女性对婚外性行为现象更愿意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

利用实际调查数据 ,对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在流动动机和目的、收入、消费、对城市的适应性、对家乡的回归性等几个方面存在着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农民工群体中确已发生了代际的分化。代际分化的主要特征在于 :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