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湘乡述论

曾国藩生长在湘乡,首先接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湘乡人的影响。湘乡人吃苦耐劳、敢当道义等独特地域文化精神,促成了曾国藩的显赫功业;曾国藩的地位和影响,对湘乡人的扶持帮助,成全了湘乡籍湘军将领的功名富贵,孕发了湘乡在晚清时期文治武功的发达。曾国藩对湘乡文教事业的重视,促发近现代湘乡人才群体的形成。     

梅山饮食文化一奇葩——水浒席的形成、特点与文化内涵

水浒席是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军宴,湘军解散后传入被文化界称为梅山文化区域圈的湘中民间,在冷水江、涟源、娄星区、双峰县和湘乡等地流行颇盛,其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100多年来兴盛不衰。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曾国藩文学研究意义之探析

曾国藩权倾朝野,留下了显赫的丰功伟业。时人对曾国藩研究专著多达六百余部,但都偏重史学,而无人对其文学特色作系统研究。研究其非凡的文学成就,赋予他明清八大家之一的光荣称号。曾国藩开创了湘乡派,中兴并拓大了桐城文派。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     

论曾国藩的治学精神

论曾国藩的治学精神刘一龙（娄底师专中文系）曾国藩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学赅古今，才兼文武，堪称一代儒臣。他著作甚多，在学界、文坛，颇负盛名，影响很大．正如钱基博先生所指出的：曾国藩“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     

曾国藩身世溯源

曾国藩是“中兴”晚清的文臣武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是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寻根溯源:“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他一生业绩,奠基于青少年时代,植根于湘乡社会土壤,起步于湘乡曾族门庭,缘由于孔孟儒家之道。     

《李秀成自述》与富厚堂藏书的历史命运

[摘要]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忠王李秀成是否写过＂自供状＂（或＂自述＂）,这是100多年来史学界争论不清的问题。近据笔者对《李秀成自述》及曾国藩老家富厚堂藏书等资料的耙梳,发现李秀成确实写过＂自述＂;曾国藩为了领赏也删改过＂自述＂,但并未将其销毁。该书原本后来藏湘乡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近80年,被曾国藩曾孙们转移到了台湾。而曾家大批藏书则运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收藏。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

湖南在清末民初以反基督宗教而闻名天下.湘乡曾国藩的中兴名臣美誉得自他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而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又使曾国藩名誉扫地.曾国藩对基督教的反感并未在这个以儒教传家的清末最有影响的家族里得到全面彻底的传承,其后人在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中有几位由儒入耶,改宗基督教.他们赋予基督教以自救救人的功能角色,希冀借助于对西学与西教的接受和传播,实现其先人曾国藩的自强中兴之梦,这种可疑的救国方案彰显了曾经被曾国藩奉为圭臬的儒教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得失利弊.     

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1811-1872)是一个生于湖南湘乡的农家子弟,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年代。曾国藩早年熟读“四书、五经”,科举入仕,笃信“程朱理学”,而晚年身居高位,却走上了力主向西方学习近代军事、科技与经济,力主派遣幼童赴美游学,并身体力行,积极创办洋务活动的道路。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本文想作一番粗略的研究。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试论毛泽东、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通过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湖湘文化的近现代两个代表人物毛泽东、曾国藩的思想和文化特征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探讨了二者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及扬弃,进而得出毛泽东、曾国藩等近现代湖湘人才饱受湖湘文化哺育及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本文从七大方面对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观点作了综述：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外交；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古文传播与文化政治——以吴汝纶对李鸿章形象书为写考察中心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最重要依附性力量。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从"能臣"沦为"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以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对李鸿章历史形象的初次塑造,更能看清后期桐城派的政治观念,这也是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发展流变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