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大体承继了程朱,个别命题也远接思孟学派和韩愈。曾国藩论述事物,常以程朱的理论作为依据。关于世界的本源,曾国藩认为“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这令人想起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熹讲“理”和“气”的关系时指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就是说“理”决定“气”。曾国藩谈到“理”与“气”的关系时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异之始”。“理与气相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而“命实宰乎赋异之     

耕读传家进德修业——《曾国藩文化世家》读后

201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这不禁又让人联想到如今市面上畅销的一系列《曾同藩家书》，从而指引人想要更多地了解曾国藩文化世家。一直以来，研究曾国藩的著作不少，研究其家训的书籍也有很多，在“豆瓣读书”网页上，以“曾国藩”为关键字搜索，共搜到相关各类正式出版的图书804本，颇让人眼花缭乱。     

“传统文化与现代家风建设”暨“耕读传家与民间藏书文化”征文启事

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一个既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人物,直如章太炎先生所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抛开政治上功过是非的争议,不论“誉之者”还是“谳之者”都极为推崇曾国藩的家教智慧和治家之道。曾国藩家风以“勤俭立家、孝悌兴家、耕读传家”为根本,形成了祖传孙、父传子、兄传弟、长传幼一一环环相扣的家教链条;私塾、书院、新式学校一一教学相长的育人环境;家书、家训、私家藏书楼一一自成一体的家教载体。     

曾国藩的家风源流与家教实践

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家风传承与家教实践,历来受到后人关注。他继承发扬了祖辈以耕读为本的家风,对儿女倾心爱护、灵活施教,对弟妹反复训诲、大力提携,对妻妾恪守礼道、严格要求,形成了尚耕读、务勤俭、重孝友、戒骄奢的家风特色。由于曾国藩的谆谆教诲和殷勤培育,100多年来曾氏家族人才辈出,早已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历史现象。探寻曾氏家风家教的思想与实践源流,对今天我们深入总结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从家风、文风、民风看曾国藩和湘乡文化

曾国藩能成为晚清重臣,离不开湘乡文化的长期浸染。湘乡文化造就了曾国藩,曾国藩以生为湘乡人而骄傲,而曾氏的家风家训、教育思想、治学观念等又促进了湘乡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周学熙家风及其当代价值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家庭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地位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家风建设的新论述,把家风建设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新时代“家风”的重要性凸显。周学熙家族绵延至今,百年之间孕育了许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周学熙优良家风的教育是其家族兴旺、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对周学熙家风进行研究,分析周学熙家风之“根”——好读书、周学熙家风之“本”——重勤俭、周学熙家风之“魂”——存善心的三个主要内涵以及周学熙家风的文化渊源。在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周学熙家风,探索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曾国藩与“西学东渐”

被誉为“同治中兴”三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毁誉参半、评判存异的人物之一，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贬其人，以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耍其天姿，亟功名善变人也”。然曾国藩作为中国洋务运动中最关键的地方重臣，其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留学教育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硕果累累，开创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新局面，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投身洋务运动 发展近代工业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而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民族矛盾…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习仲勋家风的伦理特质及时代价值

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传统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培养良好家风的杰出代表,其一生重品崇德,亲仁济众,树立了勤俭节约、自立自强,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忧国忧民等优良家风,蕴含“尚俭抑奢”的廉洁之道、“仁义礼智”的立身之道、“精忠爱国”的公忠之道等伦理特质,意蕴深远。习仲勋家风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家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廉洁之道助力良好政风提升、立身之道助力良好社风提升、公忠之道助力爱国品质提升。     

罗泽南诗歌纵谈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今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湾洲人。 罗泽南是晚清湘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湘军之母”,与曾国藩并称为“曾罗”,人称“一代儒将”,《清史稿》有传。     

曾国藩集外文四篇辑述

曾国藩作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学界对其著述搜集、整理起步较早。在《曾国藩全集》出版后,曾国藩仍有不少佚作被陆续发现,而《学海月刊》中的四篇曾国藩集外文尚未被学界关注。这四篇集外文可为全面研究曾国藩的文学观念、交游状况、学术涉略等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材料,也具有补清史之缺的史料价值,值得珍视。     

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是其整个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的伦理思想具有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两重性格 ,但他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行家庭伦理教育 ,形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体系和优良家风 ,不仅是封建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楷模 ,也为我们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教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料。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格物"与"致知"——朱熹、曾国藩知行观比较研究

“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朱子的格物观最为精义,主要是通过格物,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并有其深刻洞见,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达到通经致用目的。     

曾国藩诗论发微

本文试图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甄辨梳理，阐幽发微，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耕读孝义传家久——《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和《曾国藩文化世家》读后

“奉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据说,这是曾星冈在家庙祖宗神位旁张贴的一副对联。而“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孙”,则是曾麟书自撰,并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命其长子曾国藩所书的一副对联。     

论曾国藩的“治平之道”

文章将曾国藩的家教观，放到历代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信条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认为曾国藩一生虽致力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但家书中出现的“不当官”、“不从军”、“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等教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他的难言之隐，且含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     

曾国藩与晚清社会风气的流变

曾国藩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带领一班“正人”在军旅、吏治和社会改造上开晚清社会风气之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晚清衰败的步伐,却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深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