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

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特性是：安宁性与协调性、规律性与稳定性、严厉性与严格性。我国刑罚制度主要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侵犯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的行为来维护国家政治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经济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来维护公共安全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违反军人职责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的军事秩序     

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刑罚制度完善的启示——读江溯博士《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一文引发的思考

江溯博士《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一文较为中肯地梳理了涂尔干的刑法社会学思想。其中所介绍的涂尔干对于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有机团结”代替“机械团结”、“恢复性制裁”代替“压制性制裁”的变迁式思考对我国当代刑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严峻的道德危机,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社会道德严重失范.在此情形下,涂尔干主张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道德思想,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及其三大要素.本文通过分析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借鉴其理论成果,探讨这一理论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试论重构刑罚的目的——刑罚目的三层次论

本文全面论述了刑罚的目的,对当今传统的刑罚目的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提出了商榷意见.笔者主张刑罚的目的应该是分层次性的,是有惩罚、矫正和秩序共同一个整体.惩罚是刑罚目的的第一层次,是由刑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矫正是刑罚目的的第二层次,它来源人权的发展;秩序是刑罚目的的根本目的,这是由于社会的本质决定的.惩罚和矫正是针对犯罪人,通过两者的效果实现秩序的恢复.     

社会治理刑罚化的问题与症结

社会治理刑罚化是指刑罚权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日益扩张与加重趋势,其问题症结在于错用社会控制论。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症结：强化刑罚工具主义,削弱刑罚人本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症结：注重外在刑罚制裁,轻视内心道德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症结：国家刑罚控制过多,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由此导致刑法价值理念存有偏差、刑法正性机能弱化、犯罪预防效果不彰。无疑,社会治理刑罚化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与长久审思。     

秩序——刑罚的伦理价值目标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秩序,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就是对秩序的追求过程。从伦理价值目标的主体需要性、至善性和刑罚的惩罚本质属性看,刑罚的伦理价值目标为体现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秩序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实施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时应该以这一目标为宗旨,不断实现公民自由,充分体现社会正义,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现代刑罚目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大潮，刑罚目的也在不断演进。现代刑罚目的是直接目的——预防犯罪与根本目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预防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码要求；安定有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     

试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应

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应,是表现和据以考察刑罚效果及国家对刑罚进行“反馈调节”的心理依据。良好的刑罚社会心理效应,也是社会安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治阶级的安危关系甚大。因此,研究和探索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设置和运用刑罚,更加有效地运用刑罚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及在我国当前的实现

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是通过分析国家动用刑罚所付出的成本来评价刑罚轻缓化的实施条件与预期效果。刑罚的效益价值是社会经济与刑事法律发展的共同诉求,是保障刑罚及时性的要求和科学评估立法的需求。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在于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节省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资源。既定法律秩序、法律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成本与研究开发的弹性以及法律供给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决定了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当前的实现具有先在的推动力和现实的必要性。     

论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

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认为：自由是先验的理念,与生俱来,根源于人性之中,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道德本身只是目的,绝不是手段,道德法则就是自然法,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是道义报应的标准。这种学说有片面性。其实,道德也有他律的一面：道德起源于社会的利益需要,道德也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行为人的道德的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地违反“内在”道德责任的一面来评价,二是社会从“外部”对主观恶作出负价值判断的一面来评价。这两方面评价为刑罚的“相配性”、“轻缓性”提供了根据。     

合理、健全与公正——道德惩罚的三个维度

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既具有做好人和行善的潜能,也有做坏人和作恶的潜能。人们一旦做坏人和作恶,就要受到道德惩罚。为了保证道德惩罚的公正性,一般来说,需要从三个维度来考虑：第一,道德规则的合理性是道德惩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二,健全人格的主体是道德惩罚的对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第三,公正的道德评价是道德惩罚的保障,它具有社会的公平性。     

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中的道德惩罚

加强我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需要运用道德惩罚的手段。文章在界定“道德惩罚”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道德惩罚的根据、范围、机制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环境刑事违法的恢复性司法研究

环境伦理的发展和地球环境的恶化,为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诉求。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对于以恢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平衡与和谐关系为目的的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与环境刑事违法惩治的理论互恰基础上,探讨环境刑事违法惩治中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与制度建构具有理论可能性和现实迫切性。     

迪尔凯姆论法律的道德精神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也是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迪尔凯姆将社会团结视为以社会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而法律则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是体现社会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社会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变迁必将引起法律制度的相应变化.把握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律与社会道德的紧密关系,厘清当今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矛盾.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死刑限制的现实反思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和保护,死刑的存废之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刑法价值为指导,以刑法实证主义为重点,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的不足,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完善死刑立法,从司法适用方面严格死刑复核程序,放宽死缓的适用条件,考虑设立赦免制度,切实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行政处罚探析

由于法律对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对行政处罚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认识上的不一致已影响到立法和执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等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行政处罚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辨析,以对行政处罚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     

经济分析方法在合理行政处罚中的运用--以处罚幅度和种类选择分析为核心

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决定实施行政处罚后对处罚种类和幅度的选择上,因为法律法规往往把怎样处罚留待行政主体自己裁量,同时又没有给出裁量的具体标准,因此导致实践中行政主体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罚的情况,这有违法治原则.针对这种情形,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量)进行分析,提出在处罚时应以效益为核心价值,为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提供一个较客观的标准,从而使行政处罚减少任意性.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